●谭吉坷德
“赫赫始祖，吾华肇始”。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符号和文化表征，今天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沟通着和这种文明之间的血脉联系。黄帝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历史范畴，超越了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和精神图腾。
黄帝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那是一条被称作“传说时代”、“英雄时代”“神话时代”的历史轴线。这种遥远和神秘使后人只能凭借着一些碎片化资料，在想象和膜拜中接近这一伟大。对于无法回放的历史，许多人做出了艰辛备至的探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收效甚微甚至南辕北辙。
是否真有黄帝其人，这一问题连最聪明的孔子都无法回答。面对学生宰我黄帝是人是神，如果是人为什么能够活到岁的疑问。孔子的回答是，“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日年也”，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
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兴起和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最终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结论使人们看到，黄帝确有其人，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族群的称号。这个族群可以称为黄帝族、黄帝部落或者叫黄帝氏族。这个部落首长的集合体就是黄帝。尽管司马迁《史记》开篇之作《黄帝本纪》中的那位头角峥嵘的黄帝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是黄帝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却是明白无误的史实。司马迁笔下的黄帝看是一个人，他的身上却凝聚着无数个黄帝的丰功伟绩并最终升华为今日的历史形象。
黄帝时代，前后时间在年以上。有人考证黄帝轩辕氏政权历时15任，总共有15个黄帝，传国年。也有的说黄帝十世年。这些结论并不靠谱。很简单，仅仅考虑当时的生存条件和人均寿命也不可能。真实的情况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文明之火的浸润，经历无数个黄帝的努力，这个部族越来越壮大，最终实现了三族共和，成为天下共主。距今0多年前，在黄河中游，在黄帝主导下形成了由若干部落集团逐步融合的核心，那就是我们的华夏。
清楚了黄帝的身份，剩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黄帝到底是哪里人，这个黄帝群体来自哪里。哪里才是黄帝的“轩辕之丘”。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仗。遍布各地的黄帝陵、黄帝祠、黄帝城、轩辕庙以及一切和黄帝有关的人文古迹都在诉说一个事实，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黄帝到底来自哪里，已经成为千古悬疑。
通过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发现和解析历史是近代研究历史的最佳手段。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东北红山文化的挖掘中人们发现了黄帝部族在这里的身影。不仅黄帝部落，甚至后来的殷商文明，其起源和活动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无可质疑的痕迹。这使中国史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北方地区，在这里寻找中华文明的曙光。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的挖掘弥补了中国年历史只有年考古发现的缺陷，使中国拥有了真正丰满的年文明史。“中华文明新曙光”在红山文化区特别是牛河梁遗址上的璀璨，释放了中华民族的寻根情结。年前充满宗教神秘感的C形玉雕龙是迄今为止的中华第一龙。牛河梁女神被考古学界共同尊崇为“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黄帝部族的图腾除了龙之外分别是熊龟鸟，这些图腾玉器在这里均有出土。特别是牛河梁积石冢里手握非至尊王者不可僭越的玉龟且身边有大量随葬玉器、“一人独尊”的神秘老人更被共同认定为就是“黄帝”群体中的一员。这一结论迅速成为考古学界的舆论主流。当代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对此作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的结论，十分罕见的获得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主体认同。从红山文化区——河北涿鹿——太原光社地区——陕西——河南，这条迁徙路线上的历史遗存给予的提示今天已经足够清晰。
黄帝来自东北，黄帝正是在这里走来，追随他身后的人群是历史上华夏族人的祖先之一。中华民族正是在这里由文明初曙走过文明时代的门槛。一时间，一团乱麻般的混沌变得豁然开朗，精彩纷呈起来。穿越几千年的迷雾，文明足迹时断时续的愈加真实。
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共同印证了“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族早期文化”这一事实。《魏书·帝纪》所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等载录正在与今日的考古成果不断重合。
《北史卷一》记载：“魏（北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年大兴安岭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的发现证实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鲜卑族自称为黄帝儿子昌意的后裔至少在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礼记乐记》清楚的记载着“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说明在周武王时期，至少红山文化区域的蓟地仍然是黄帝后裔的采邑。
胡三省批注《资治通鉴》时明确指出：朝阳“城东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墟”。棘城在今天的辽宁省朝阳市东，锦州市义县城北。这里正是红山文化核心区。这位颛顼即是后来的五帝之一。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又称为高阳氏。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正是这位高阳氏的后裔。如果屈原不存在某官场中那种大规模履历造假的问题，那么他的祖籍就是东北。
昌意的后代，有一个叫王俭的人。他于公元前年，在辽东建立了古朝鲜王国。成为朝鲜人的祖先。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基础，商朝灭亡后，箕子率领族人北上东进，才能够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箕子王朝。正是有这样的纠葛，我们那位美容手段高超的邻居，才宣称大半个中国都是他们的。
有史以来皇权操控下“黄河文明”一元论的古史框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考古颠覆性的成果证明了中华文明诞生于红山文化。黄帝是东北人，早期华夏人的主体之一诞生于东北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结论。奇怪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这一成果，20多年过去了，官方对此一直语焉不详，而历史教科书仍然还在沿用近百年来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古史体系。
与此同时，各种纪念活动正在以令人瞠目的态势和规模展开。一时间，传说与历史齐飞，神话与现实共舞，颇有“没有神，就造一个神出来”的气概。文化自信的基础首先是真实，只有真实才能够诠释历史。历史就是与现实的对话，正是岁月深处的力量鼓荡着我们今日的精神。而这一切的首要前提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真实。缺乏真实基础的盲目膜拜，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造就一个大号的白莲教。历史不是文学创作，严谨是历史研究的唯一精髓，它的终极目的只能是还历史本来面目。
近百年来，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红山文化正在激荡着史学界的激情。黄帝族在东北地区的活动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很多研究成果确认，黄帝族并非起源于陕甘或中原，而是燕山以北地区土生土长的一个部族。这些研究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偏颇。不解决这些问题，极有可能再一次在起点上走入谬误。
这种简单的把黄帝部族看成是红山文化区土生土长的原始部族，仍然是用现代的视野看待多年前的人类，思维的起点仍然是希望藉此得出中华文明的原生性结论。除了地域不同之外，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同古史框架中黄帝族起源于陕甘和中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对于民族构成进程结论在先、由果导因的认识论一直都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弊病。
越是气度宏大的历史时代，越具有正视一切，俾睨天下的大国襟怀，整体的民族认同越容易得到实现。无论中国的先民来自哪里，经历过什么样的族群演变，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又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是中国这块土地的衍生品。它的文明形态的原生性无可质疑。为了这样一个其实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就一定要把黄帝打造成哪里的“原住民”，是很愚蠢的削足适履。说的刻薄一点，这是典型的小国寡民的穷酸思维。
司马迁的黄帝“逐水草而居”、“迁徙往来无常处”的记录使后来的很多人认为黄帝是游牧部落的首领并引发了一直迄今的争论。但是如果注意到红山文化区黄帝族群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是从事农业，饲养家畜，兼事渔猎；如果注意到牛河梁古国的城市建设；如果注意到司马迁记录的黄帝在涿鹿筑城、“时播百谷草木”，就一定不会把黄帝说成是一位纯粹的游牧族群首领。一个进入定居农业阶段的族群整体完成走入游牧业的蜕变也很难令人想象。但是黄帝族群的生产方式当中应当包括游牧业。游牧业在黄帝部族中是定居农业的一个分支，并非生产方式的主干。这一点即使在后世甚至直到今天的东北仍然没有变化。
在没有更多的文献特别是考古证据出现之前，只能让黄帝是否是游牧部落首领的争论继续飞下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黄帝部族是一个一直向前移动的族群，从东北到华北到中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红山文化区就是这些先民们成长的原点和出发的起点。如果红山文化区也仅仅是他们迁徙路线上的一处“中转站”，那么这个族群来自哪里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遗憾的是，无论是一元化的古史观，还是在接受多元一体化中华文明的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都乏善可陈。我们宁可花费巨资打造预设结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我们生命的来路却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