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
作者：陇东学院教授张耀民
轩辕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80里子午山，即今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原乡，笔者对此已在拙文前两论中作了阐述。为澄清事实，还黄帝冢本来面目，现再次以史料为线索，结合笔者实地考察，简述如下看法，供史家指正。
桥山?阳周辨
《史记?秦本纪第五》载：秦惠王十年(前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正义》注云：“今富、绥等州也。魏前纳阴晋(秦更名宁秦，汉高祖更名华阴)，次纳同、丹二州，今纳上郡，而尽河西滨洛之地矣。”《史记?魏世家第十四》亦载此事。魏襄王
“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史记正义》按：“丹、富、延、绥等州，北至固阳，并上郡地，魏筑长城界秦，自华州郑县以北，滨洛至庆州洛源县白於山，即东北至胜州固阳县，东至河西，上郡之地，尽入于秦”。这说明魏被秦打败后，魏将自己的黄河以西的上郡地(今陕北及其以北地区，甘肃省庆阳子午岭区)全给了秦，秦仍名上郡，设15县(具体县名至今尚难完全准确判定)。阳周县(?)即其中之一，这就是所谓秦置阳周县的由来。
对秦阳周县地形、地物，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卷3，河水、奢延水条目下注云：“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黄帝冢故也，帝崩，唯弓剑存焉，故世称黄帝仙矣。”此奢延水，《辞海》云：“因加沙急流，深浅不定，故又名无定河，在今陕西榆林县。”此走马水，据赵永复《水经注通检今译》云：“今陕西省绥德县南怀宁河”是也；由于《水经注》将桥山、阳周县、黄帝冢等都注移在今陕北子长县和子州县一带，后来的清《日下旧闻考》、《大清一统志》乃至《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等，都依法炮制，传谬不误。
《大清一统志》云：“据《水经注》，古阳周在走马水北，应在今延安府安定县北界，真宁之阳周乃后魏侨置，非故县也，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辞源》云：“阳周，县名，秦置，属上郡，东汉废，元至清为安定县，故城在今陕西子长县北，又后魏尝侨置阳周县，在今甘肃正宁。参阅《嘉庆一统志)、页延安府古镇。”《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与《辞源》同样的注解后，还特别加了“按诸书多以甘肃正宁县为古阳周地，不知正宁乃后魏侨置之阳周县，非秦汉之阳周也，清一统志已辨之”的按语。其实，无论侨置与否，桥山黄帝冢是不会随之移位的，这就是以后所谓的“上郡桥山”、“上郡阳周”，“两个桥山’、“两个阳周”，抑或大、小桥山等说立论的由来。
细思之，上列所谓“秦阳周”诸论，不仅不符合地理实际，且湮没了黄帝冢原址的真正所在，为黄帝冢的移位创了首例，开了方便之门。
①“黄帝崩，葬轿山”，桥山，亦曰子午山，亦曰子午岭。《辞源》云：“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相当，即谓之子午。”古代以“子为北，午为南”，桥山即“正南北相直”之子午山，此山在今甘肃省正宁县东区。”而《水经注》所说的“阳周县故城南桥山”，即今陕北的“东西曰横”的横山，其西部曰於山。主峰在今陕北横山县南，东西绵亘千里，即就是广而言之，此地也只是“桥山北麓，世称横山”而已。显而易见，桥山与横山，名不同，形不同，地也不同。
《水经注》等将桥山移位，是不符合地理实际的。②蒙恬赐死不在所谓“秦阳周’，而恰在“汉阳周”，即今之正宁县境，只要细读一下《史记?六国年表》，便知是或非。《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云：“三十五年(前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除者，修治也；除道者，修整道路也，直通者，“正南北相直”的通达道路也，笔者注)。
《史记?六国年表第三》中，在秦始皇年表内云：“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又云：“三十七，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可见，蒙恬在其被赐死的前两年间，是在“正南北相直”的子午山上“堑山湮谷”，整修直道，此直道自云阳(即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通过今子午岭分水岭上，由南向北行进，经今甘肃庆阳地区达多公里，抵达九原(今宁夏盐池县境)，工程浩大宏伟，至今遗址尚在。此直道是蒙恬死后才抵达九原的。
难怪今宁县袁家寺村有扶苏墓冢，正宁县蒙家洼村有蒙恬墓冢，二冢遗址尚在。而《水经注》则把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将三十万。西北取戎四十四县，筑长城河上”误为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且说二世赐蒙恬死于所谓“秦阳周”，使蒙恬早死了5年。由此看来，所谓“阳周县城南桥山，山上有黄帝冢’云云，能相信吗?
当然，《水经注》被后人添进去的“注”太多了，现在看来，所谓“秦阳周”的地物，纯属《前汉书?地理志》所载“阳周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误置”而已。或曰，今绥德有扶苏、蒙恬墓，将何以解释?现抄录于年11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彭曦教授所著《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一书中的一段，以鉴真伪，也为《水经注》所说作个注脚。该书云：“在绥德……有意义的是我们参观当地古迹扶苏墓和蒙恬墓时，发现这个‘扶苏墓’实在可疑，因为墓冢有清晰的夯层，夯层中我们看到夹杂着大量板瓦、筒瓦瓦片……这里无疑曾是一个烽燧。蒙恬墓(在绥德城西大理河川)，亦有夯层，我们行经甘、宁、陕、蒙四省区考察中，沿途听到不少有关扶苏、蒙恬的传说故事。至绥德则传说更多，亦极感人。
足见长城两千多年间，他们的影响不衰，后人怀念，或以烽燧附合墓葬，是可以理解的。”彭教授的考察是符合史载的，因为当时扶苏、蒙恬被赐死，并不在此地区，而是在今甘肃宁县、正宁地区，历来人们总以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筑长城是其浩大工程，其实，这不全面。秦始皇立帝后，第二年就“命民曰黔首”。同天下书，分为三十六郡。第三年至第七年，就“治驰道”，“道南郡入”，“道上党入”，“道上郡入”，“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道九原入”等等。工程远远超过“筑长城河上”，这也是秦始皇的高明之处。蒙恬正是在这近10年间，为秦帝国出了大力，那种以为蒙恬只筑长城的历史偏见，是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总之，上列《史记》史载表明，蒙恬死前是在今宁县、正宁县东子午山区整修直道(即在汉置阳周县地)，缘何能被赐死在陕西安定县北界，即所谓的“秦阳周”地呢?怪哉!
③《史记》载：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汉武帝“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以及《史记》作者司马迁也在《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的最后“太史公曰”中说：“余尝西至空桐”。这些自云阳(即甘泉)出，经直道，过阳周城(即今正宁县罗川北35里)而去陇西、北地(今宁县)，登空桐鸡头山(今镇原县开边乡鸡头山。
《史记正义》按：原州平高县西百里，有笄头山，黄帝鸡山之所在也。)然后，“返至甘泉”的活动，皆在今甘肃庆阳地区及其附近地区一带。而《水经注》等却把真正的古阳周城，移置到今陕西省子长县(宋为安定堡、元为安定县)北。《嘉庆一统志》云：“阳周故城，在安定县北九十里。”二者相距近千里之遥，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这是将汉属上郡的襄洛县(今宁县襄乐镇，在今正宁县北)的奢延川、奢延水，误以为是汉上郡奢延县的奢延泽而造成的。
④汉上郡阳周县就是今正宁县。我们姑且不论秦分天下为36郡后，是否在上郡置阳周县，只从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乃还甘泉，类祠太一”的汉时说起。
《前汉书?地理志》载，以肤施为上郡郡治的汉上郡，有肤施、独乐、阳周、襄洛、奢延、龟兹、定阳、高奴、望松、直都等23县，其中的独乐、阳周、白土、襄乐等县，均在子午山及其西侧，所以，《后汉书?郡国志》中，“按凡《前汉书?地理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凡县名先出者，郡所置也”的原则，将这些前汉属上郡，县在子午山区及其西侧的县，均划属凉州北地郡。而属前汉的上郡、西河郡、五原郡等，则统归于并州。
在《魏书·地形志》中，阳周县属豳州(今宁县城)的赵兴郡，并在阳周下注云：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有桥山、黄帝冢、泥阳城、高平城、秋水”，同属豳州的还有襄乐郡、西北地郡。其中襄乐郡(魏孝文帝改“洛”为“乐”)领襄乐、肤施二县。在襄乐县下注曰：“前汉属上郡，后汉、晋罢，后复属”。在肤施县下注云：“二汉属上郡，晋罢后复属，有五龙山，黄帝祠”。这充分说明肤施县亦在子午山区或东麓，与襄乐县是相连的。
笔者怀疑此黄帝祠是否坊州轩辕庙的前身，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隋书?地理志》中，在属北地郡的罗川县下注云：“旧曰阳周，开皇中改焉。又西魏置显州，后周废，有桥山。”在同属北地郡的襄乐县下注云：“后魏置襄乐郡，后周废，又西魏置燕州，后周废。又有子午山。”唐武德元年，改北地郡为宁州，领罗川(真宁)、襄乐等六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宁州桥山”之由来。
综观以上志载，没有一字说阳周县不是今子午山西麓之正宁县；更无一字说阳周县就是今陕西子长县北的“阳周故城”。史载如此，焉能随意更改。但《大清一统志?庆阳府志》却说：“唐宋诸志皆以真宁为即古阳周，桥山、黄帝陵均在县境。然以地理考之，真宁在子午山西，其东北(应为东，笔者注)为中部县，乃汉翟道县，属左冯翊。又北为汉直路县，属北地郡，又在北至富州，始为汉上郡境，阳周既属上郡，不应跨上郡越重山而在真宁县也。”试问，阳周北与襄乐临县，西南与独乐为邻，三者均属秦汉上郡地，独阳周不是汉上郡地，岂不怪哉!说穿了，无非是黄帝冢的所在地，乃明清敕令，谁敢不从。如此而已，岂容他哉!
其实，在《读史方舆纪要》卷57中，对此问题已有了较为符合实际的阐述，此书在真宁县条目下注云：“阳周城，县北三十五里，本秦县，属上郡，始皇死，胡亥矫诏赐蒙恬死，恬不肯死，使者以属吏，系之阳周。《史记》陈余与章邯书蒙恬为秦将，北逐匈奴，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是也。汉亦为阳周县。后汉废，后魏复置阳周县，太平真君二年，置赵兴郡治焉。西魏又置显州于此。后周，州县俱废。隋开皇中，并入罗川县。《唐史》：会昌以后，回鹘败散，乾符二年，其余众始还至罗川，遗使贡献。此罗川盖塞外回鹘旧地，胡氏(胡三省)以为即阳周，误也。”
⑤《水经注》等造成的混乱，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史记》三家注的统一性。即只承认前一注：“黄帝冢在上郡桥山”；搅乱第二注：“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公开否认一注：“黄帝冢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从而掩盖了黄帝冢原址的真实所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且为后来“有桥山即有黄帝陵…”，“有黄帝(轩辕)庙也随之有桥山、有黄帝陵”等开了方便之门。
近几年，就有人步《水经注》等的后尘，说什么黄帝陵在“阳周郡桥山(今黄陵桥山)”，此“阳周郡”不知出自何朝、何代、何典?亦有人对持不同见解者，斥之为“太草率、太荒唐、太不负责任了!”说什么“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不是和中华民族历史开玩笑!”。笔者是否也被列为“荒唐”之列?不免也有点“后怕”。(引文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年出版的《历代名人祭黄陵》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年7月出版的《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两书)
纵观之，黄帝冢原址其所以能湮没多年，其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历史上出现了诸如《水经注》等的失误或人为干扰而造成的。
中部县黄帝桥陵探源
中部县(即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桥陵，宋以前未见正史记载。宋以后，《金史?地理志》只载“中部，有桥山”，在其《金史?礼》中，有祭“轩辕于坊州”话；元代，元贞元年（年)，“令郡县通祀三皇”，即伏羲、神农、轩辕黄帝，但轩辕黄帝，“以医师主之”，不以“人文初祖”对待。到了明代，在明太祖朱元璋“朕兴百神之祀”的旨意下，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命各行省“具图以进”，洪武四年，“考君陵墓于此”并遣中书管勾甘前往中部“奠祀修陵”。此举，在《明史?志第二十六》中记载的甚为详细。中部县轩辕庙中亦有明太祖的“祭文”碑为证。从此之后，中部县黄帝陵始为官方承认，从而传之于世。上为《二十五史》的正史记载。
又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大平寰宇记》卷35，在坊州中部县下注云：“唐大历七年（唐代宗年)置庙，开宝二年(宋太祖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大清一统志》引成书于宋真宗(年至年)年间王钦若、杨忆等编的《册府元龟》中亦云：“唐大历五年，富州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又见庆阳府真宁县”。
《大明一统志》卷36，在延安府陵墓门内的桥陵条内记：“桥陵在中部县治北，世传轩辕黄帝生坊州，后葬衣冠于此。本朝载在祀典。”《大清一统志》卷载：“陵墓，上古黄帝陵。在中部县西北桥山上。《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但又在卷庆阳府“阳周故城”条目下载：“唐宋诸志皆以真宁为古阳周，桥山，黄帝陵俱在县境”。然以地理考之……桥山，黄帝陵皆当据《水经注》改入延安府(即今之走马水北，陕西省子长县的‘古阳周’）。上为“正史”之外的志书记载。
为澄清事实，探本寻源，辨明历代相互矛盾的记载，还黄帝冢的本来面目，笔者怀着崇敬轩辕黄帝的心情，于年11月13日，去今陕西省黄陵县，拜谒了“黄帝陵”及“轩辕庙”，抄记了轩辕庙碑廊中的有关碑文，购得了现今宣传黄陵的众多资料与论著。并有幸会见了黄陵县黄帝研究会、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承蒙热情介绍并签名留念，甚为欣然。
现存黄陵轩辕庙碑廊中，民国以前的碑石共45通，其中民国1、清29、明13、元1、宋1。碑文大多以“御制祝文”为名义的颂祝碑，唯一可以对今“黄帝陵”作见证的明太祖朱元璋“祭文碑”，“这是保存在轩辕庙碑廊里最早最完整的一通碑石祭文”，“这篇御制祝文，至今还保存在轩辕庙的碑亭里”。(引文见陕西《中华文化》第一期及《历代名人祭黄陵》一书)可惜，在笔者考察时，此碑已不知去向。笔者也同时发现，原在“黄帝陵”旁，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古轩辕黄帝桥陵”碑，亦不知去向。但却增挂了明弘治三年(年)三月所造的“龙兴寺”铁钟。为什么?不能不使人为之深思。
今存碑廊最早的两通碑，一通为宋仁宗嘉祐六年以后(年)立石；一通为元代至正七年(年)，当地保生宫(药王庙)知宫惠思仁等立石。两通石碑皆为栽种与保护当地柏树林的“护林檄文”，宋碑可能是“林户”所立，因碑石沙化，文字多以剥落或被人为抠划。其碑文首段为“知坊州王扬庭奏：伏睹先天记具载：圣祖天尊大帝(?)(即玉皇大帝)再降为轩辕帝，按《图经》有桥陵(?)黄帝葬衣冠处及唐大历中置庙之州北桥山下，开宝(宋太祖年号)(以下已无法辨认)。元代碑文开头即为(延)安路中部县主持道人XXX为状告本县东保生宫(着火，焚毁)轩辕黄帝殿宇一处，并北山桥坡(原文如此)一所”。读此二碑文，明白了中部县黄帝陵其所以“世称桥陵”的由来，也明白了轩辕黄帝庙原只是保生宫中的一个殿宇。
证实了洪武三年(年)陕西行省“具图以进”和明太祖朱元璋“考君陵墓于此”的依据。现存碑廊中，明以来的几通碑文，对此复述的更为清楚。如明嘉靖四十二年(年)，刘仕所撰写的《黄帝庙除免税粮记》碑文说：“黄帝庙旧址，在北城外桥山之西麓，然地势甚隘，弗便于尊崇，乃移于桥山之东，则保生宫火烬之余基也。
”(按此文看来，则黄帝庙迁至今址，当在保生宫失火之后，而不是“宋开宝中敕移于兹”)；又如明熹宗天启元年(年)新上任的中部知县窦如芳，在《轩辕庙重修记》中也说：“臣甫莅任，遂拜帝陵于桥山顶上，既而从陵东下，有帝庙，臣步谒之，仰瞻庙貌夷圮几许，臣为之恻然。臣因周视古碑，知帝庙始肇桥山之北，宋开宝中敕移于兹。”这些碑记证明中部县的黄帝庙最早始置于唐大历年间，而黄帝桥陵，就如某些人所说的则是随黄帝庙的兴建，而“确定”了黄帝陵的所在地(此说见陕西旅游出版社年3月出版的《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第41页)。
人们不禁要问：中部轩辕庙既是宋开宝中敕令从桥山西麓(一曰北)迁至桥山东麓现址，那么庙可移，而黄帝陵是怎样“敕移”的?如果说黄帝陵就在今址未动，那么现中部县这个“桥山”，连东、西、北麓加起来，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这怎么能称之为“桥山”呢?更不用说称之为“子午山”了。这样看来，中部县所谓的“黄帝陵”根本就不存在。硬要说黄帝冢原址在中部县这个“桥山”上，且“凿凿有据”(引文见《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一书)那怎能自圆其说呢?笔者在抄记碑文时，意外地发现了元碑上的“并北山桥堎的“堎”字，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陵”字。陵者，大阜也。因《国语·齐语》中有“陵子为终，以为葬地”的话，以“陵”代了“冢”。
所以，《水经注》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一般认为，称“桥陵”者，高大的冢或桥山之陵地。唐睿宗李旦葬地、中部县黄帝陵，都称“桥陵”，即此义也。可“堎”字，则与“陵”音同字不同。陵、堎音同字义也相同，是高、峭、险之义，不合“冢”的意思。元碑上的“桥堎”，明显地指明了一处所，地方名，而不是黄帝陵墓。且“堎”，多用于地名，如我国江西新余县就有个长堎坡。
这可能是人们将桥堎误以为“桥陵”的根由，是“世称桥陵”的来源。当然，把“堎”误为“陵”，或把“陵”误为“堎”，这都是有之的，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原在中部县黄帝陵前的“古轩辕黄帝桥陵”碑，最近不仅“不翼而飞”去，而且连某研究会的用语也被抛弃了。但这次抛弃的不是“陵”字，而是“桥”字，“古轩辕黄帝桥陵”，摇身一变，成了“古轩辕黄帝陵”，并说是为了某种需要。由此看来，“桥陵’
一词，也是值得研究的。
其实，上列“宋碑”碑文与《大平寰宇记》、《册府元龟》所载，也是值得商榷的。说中部县轩辕庙始于唐大历七年(年)，北宋时迁移今址云云，或许有之。因为“祭如在”嘛!对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凡属子孙者，都有权设坛置庙祭祀，无须劳驾“圣上”，此是常理，但若说“坊州有轩辕黄帝陵”，则不见有充分根据，真令人难以苟同。请看：
①《史记》三家注，其中两家在唐代，且在唐代宗之前，其中《史记正义》成书于唐代宗的爷爷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年)，书的作者为“诸王侍读宣仪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史记正义序》)，此书对“黄帝崩、葬桥山’注云：“《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按：阳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并引用《列仙传》的话，“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
”此《史记正义》，对黄帝冢的所在地，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再则，《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的主编者，乃魏王李泰，他是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少善属文”，唐太宗很器重，“别置文学馆”，让他主编《括地志》，他曾任过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富州大都督(《旧唐书?太宗诸子传》)，来往于秦直道上(即今子午岭上)，对黄帝冢的所在地，是最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在《括地志》中注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官修的“正义”问世尚不到二三十年，而唐代宗竟能于大历五年(年)，“数典忘祖”，同意“坊州有轩辕黄帝陵”，可信吗?
②《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中部轩辕庙“宋碑”，唐大历年间，在坊州州北请置“黄帝庙”，说法一致。而坊州是否有黄帝陵的说法不尽相同。《太平寰宇记》说：桥山，按《山海经》云，其山下水流通故曰桥山。又《史记》云，黄帝葬于其山，今陵冢尚在。唐大历七年置庙，开宝二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这只说庙在“州西二里”，而陵冢与桥山，只引证志书记载。比《太平寰宇记》晚近百年的中部轩辕庙“宋碑”说：“知州王扬庭奏，伏睹先天记具载，圣祖天尊大帝，再降为轩辕黄帝，按《图经》有桥(陵)黄帝葬衣冠处”，可见对黄帝陵有无，只是从方舆的《图经》所得，非实地所有所见。说的比较肯定的要算《册府元龟》了，但也仅为“富州节度使藏希让上言。
坊州有轩辕黄帝陵”的“奏请置庙”而已。仍未指明“陵”在何方何地。先就其成书或立石年代看，《太平寰宇记》等比之《史记集解》、《括地志》、《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晚了多年。就以成书较晚的《史记正义》(唐玄宗时成书)而论，《太平寰宇记》比之晚年；《册府元龟》比之晚近年；中部县轩辕庙中的“宋碑”，比之晚了三百五十多年。再从其记载看，且不说对桥山，黄帝冢的记载准确与否，就连唐大历年间的地理、方镇、职官沿革，《太平寰宇记》等，也未弄清。
现只以《册府元龟》为例。《册府元龟》云“唐大历五年；富州节度使藏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若将此载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一对照，就破绽毕露。《新唐书·方镇志》载，唐初，改郡为州，州官称“刺史”，其中富、坊二州早在唐高祖李渊立帝第二年(武德二年，年)就分而置之，即富州、坊州。但到唐肃宗至德元年(年)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置分彬宁节度使，领彬、宁、庆、泾、原、富、坊、丹、延等九州。上元元年(年)又分置渭北富坊节度使，并领丹、延二州，唐代宗永泰元年(年)以后，渭北富坊节度使，增领绥州。以丹、延二州别置都团练使，治延州。
此置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年)以后，才有所变更，而《册府元龟》将唐大历五年(年)时的“渭北富坊节度使”说成“富州节度使”，这既不同于唐肃宗以前的“富州刺史”，又不同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的“渭北富坊节度使”，两者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这怎能使人相信其记载的真实性呢?当然后来有人改“富州节度使”为“富坊节度使”，这也和“阳周郡桥山(今黄陵桥山)”一样，欲盖弥彰，徒劳而已。足见，所谓“坊州有轩辕黄帝陵”的所谓“奏请”，实乃年后的“奏请”而已，其准确性是靠不住的。
③《册府元龟》说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那此“坊州”是指何地?如果说是指唐置的坊州，那此坊州，据《延安府志》云：“坊州城，在中部县西南十里。”这样，今之黄帝陵当不在现址。对现在的“黄帝庙”，只能说不是真的。《中国名胜古迹概览》称：“轩辕庙始建于汉代，原在桥山西麓，宋代迁建于此。”而陵在何地未说。如果按《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的说法：“由于兴建了黄帝庙，确定了黄帝陵的所在地”，“陵是随庙之兴建而肯定”，那么，“始建于汉代”的黄帝陵，当在今黄陵县西北四十里的翟道城(汉建翟道县于此)北，那今之黄帝陵更是虚假无疑的了。
现在又有人说：“翟道城，即今黄陵”，城“周围方圆二十里”。(《历代名人祭黄陵》)《读史方舆纪要》载：“翟道城，县西北四十里，汉县治此。后汉省，后魏置翟道县，属中部郡，后周废。”《太平寰宇记》云：“翟道县故城，周二里，有余址存。”今之《陕西省地理沿革》一书中，在黄陵县条目下亦云：“翟道故城，今县西北四十里，西汉设县。”《太平寰宇记》云：“周二里，有余址存。”无怪乎《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说：“黄帝陵墓是一个难解之谜”，并说：“黄帝的葬地本来就是一个传说，考证在某地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也很难考证”。
可见，连他们自己也心中无底，但都硬要说“黄帝陵在陕西中部县”，且“凿凿有据”。至于当今那些宣传中部县黄帝陵(请注意，现已不称为“桥陵”)的“杰作”，则纷乱如麻。说什么“我们认为陕西说，既尊重了历史(什么历史?)，又维护了现实”；“关于黄帝陵的位置，还是尊重约定俗成(既如此，要那么多“研究会”干啥?是否专为维护一家之言而设?)之说为好(见陕西旅游出版社年3月出版的《黄帝与中华文化》一书第30页)。他们不是以史为据。现只举一二例，看一看某研究会执行会长是怎样“与中华民族历史开玩笑”的。“一日，秦始皇登上鸡头山(又名崆峒山)见上有一座用巨石修筑的黄帝祠”。
“汉武帝从他的军事指挥所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出发，沿秦直道北上……为了节省时间，汉武帝率领的大军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从延安以南直插富州、坊州、路过阳周郡(?)桥山(今黄陵桥山)，武帝见桥山之巅有座高大雄伟的土冢，他下车看时见一石碑，上书‘古轩辕黄帝桥陵’(请读者注意：此清乾隆时的石碑，现已‘飞回’到公元前多年前。笔者)几个大字……说着就下令停止行军，修筑‘祈仙台’。
武帝命令士兵一人一担土，一夜之间在桥山之巅，黄陵墓(笔者按：今陵高3.6米、周长48米)的对面，修起了一座九转祈仙台，即现在的‘汉武仙台’(见《历代名人祭黄陵》)。”笔者曾请教此书作者，“现在黄帝陵所在的小山包，能站下18万大军吗?”他回答说：“当然，一人一担土，笼、筐在那儿找去，每人用箭、剑挖一下，用衣襟包一点土，却是真的!”同样，此书作者不知根据何载，说司马迁曾在今黄陵实地考察过黄帝冢，说什么“司马迁出长安，一不坐轿，二不带随从，只身乘马，长途跋涉，沿秦直道北上，来到翟道城(今黄陵)桥山一带(笔者按：沿秦直道北上，是怎么也走不到今黄陵县的，何况翟道城在今黄陵城西北40里)，他没有惊动官府，也没打扰百姓，更未暴露自己身份。独身一人四处奔走，观察地形，访问老人，查看史料，抄写碑文，还吃了一顽童拿来的两个馍馍。
“在翟道城周围方圆20里(?)整整考察了四十多天(?)”。“从此，司马迁写出《史记》第一次肯定了‘黄帝崩、葬桥山’的伟大历史考证，黄帝陵始得传名于世。司马迁这次考察后，地方官员就创建了‘轩辕庙’，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前八世纪中)(原文如此，笔者注)，正式建庙于城北桥山西麓。
宋太祖开宝五年，又把庙移到东山麓，这就是现在的‘轩辕庙’址。”(原文引自《历史名人祭黄陵》)当笔者请教此书作者：此“黄帝手植柏”有无证据?他说：“你看嘛，这么大的柏树，五千年了!不是黄帝手植是谁来?”笔者只好不再问了，如此等等，究竟是谁和“中华民族历史开玩笑”，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难怪一些人总怕中外人士生疑，像上列这些“研究者”的“宏论”，能让别人不生疑吗?“打铁还要本身硬”，没“凿凿有据”的证据，如何能使别人信服呢?要坚信：讲实话乃为取信之本也。
总之，中部县的黄帝“桥陵”，自明太祖“奠祀修陵”，并给予官方承认以后，才传之于世。这就是结论。
(作者为陇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