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高平炎帝考古的思考考古炎帝，睹影知竿
《大众考古》年04期文图/韩炳华
年秋，为了完成"山西炎帝文化遗存现状调查"项目，我们对晋东南的高平市、泽州市、陵川县、长子县、长治县、壶关县、潞城市、长治市城区和郊区等市区县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了大量的炎帝文化遗存。后来，我们对高平羊头山炎帝遗存又做了二次复查，还对羊头山山顶的神农城遗址做了考古试掘工作。由于天气原因，考古工作暂停一段时间。通过这次考古调查和试掘，我们取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成果，这些成果将改变我们过去对神农城以及炎帝遗存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索考古学发现的文化遗存如何对应上古时期神话传说的问题。
高平羊头山是中国几处与炎帝传说相关的遗存中最重要的一处，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传统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炎帝出生地、主要行迹以及炎帝陵寝的位置在哪里是最有争议的，这些问题经年历久，聚讼不已。究其原因，是没有找到关于炎帝的实物证据，没有实物证据，再详实的文献也是徒劳。因此，考古学的重要性就凸显在这里。那么，考古学能不能解决“炎帝”这个问题，考古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都应该给出明确的思路和答案。
关于高平炎帝的考古，实际上就是关于高平羊头山附近的考古，这个问题要从现有的遗存来考虑。
说到晋东南的考古工作，过去也做过几次文物普查。从普查成果看，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文明从未间断，而且遗存分布还很广泛。至于田野考古发掘，无论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
李家庄旧石器时代遗址与羊头山山顶仰韶文化遗址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思考为什么后世关于炎帝的传说在这个区域如此盛行。
这个区域所做工作都不太多。年代，在长治市附近发掘了长治小神遗址，确立了晋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标尺，但是小神遗址并不是自仰韶文化至商周时期完全连续的文化标尺，也不能概括整个晋东南区域的所有文化类型，尤其不能概括晋城盆地这些靠南位置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我们所讨论的高平羊头山地区古代文明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清楚的。关于高平炎帝的考古，实际上就是关于高平羊头山附近的考古，这个问题要从现有的遗存来考虑。羊头山附近现有遗存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旧石器时代遗址；第二类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类是战国时代遗址，主要是战国长城；第四类是北朝至唐时期佛教石窟；第五类是北朝至清的炎帝古庙和关于炎帝传说的其他遗存。
旧石器时代遗址在高平仅发现一处，即羊头山下的李家庄遗址。该遗址于年被发现，年和年先后进行两次复查。遗物标本均采集于李家庄村北羊头山山前坡地上，坡地上部为1米厚的灰褐色砂质亚粘土，其下为1~2.5米的微红色亚粘土，最下方为第三纪的基岩。采集的石制品均为黑色燧石质，共计56件。根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旧石器考古专家王益人研究员判断，该遗址属于下川文化范畴。该遗址发现后并没有进行科学考古发掘，遗址的面貌和年代并不清楚。晋东南旧石器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太行山西麓，主要是洞穴遗址，以塔水河附近最为丰富；另一个就是沁水下川旧石器时代地点群。而在晋城盆地和长治盆地中都没有发现旧石器，唯有李家庄这个地点位于晋城、长治两个盆地之间，太行、太岳两山之间的横向山脉前坡，所以，
李家庄旧石器地点位置很特殊。该遗址紧挨一条古河道，遗址下面有一个很厚的燧石带，这正是燧石制品的原料地，所以李家庄人当时制造工具有天然的便利性。在下川遗址的一些地点，虽然附近也有燧石带，但是没有这么近，有的甚至远到20~30公里之外。从石器类型来看，李家庄旧石器似乎更加成熟，相比较下川遗址（距今约年），年代可能要晚。因此，这个地点对研究新旧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是我们探索炎帝文化最为关心的。过去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都论述了炎帝大约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我们在羊头山背后的长子县境内发现了很多仰韶时期的遗址，但是在羊头山附近并没有发现。年秋，我们对羊头山山顶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在羊头山区域内第一次发现如此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对于炎帝文化的众多遗存都集中分布的羊头山这个地区，这次发现为羊头山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增添了更多“故事”。但是，考古是一门科学，仅凭这些陶片，并不能和上古时期“炎帝”联系起来。这次的试掘面积很小，只是做了一个2×5米的小探沟，发掘很浅就到了基岩，只有30厘米的土层。另外，土层被扰乱得太严重，不能确定该层与出土陶片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可能有部分的原生埋藏，也有可能是水土流失的二次搬运堆积。出土陶片有的表面棱角分明，有的有些磨圆，很难做更进一步的判断。从试掘情况看，遗址破坏很严重。还有就是，在遗址附近发现了一道东西向的石墙，这道石墙垒砌并不规整，石材也没有刻意修整，有很原始或很“粗糙”的特点。随后，我们也对其进行了解剖，发现石墙下面还有仰韶时期的红色陶片，这就从考古学上说明了石墙与羊头山顶仰韶文化遗址的相对年代关系，即石墙不早于仰韶文化遗址。这个判断是笼统的，因为建筑形制的年代判断，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仅仅从这么小的试掘面积，管中窥豹，不可能有更深的认识。出土的陶片与山西翼城枣园前仰韶文化陶器相比，差异不大，时代也不会相差太远，因此我们认为，羊头山山顶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应该和李家庄旧石器时代遗址结合起来共同探讨羊头山区域一万年以来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生计模式的变化。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思考为什么后世关于炎帝的传说与祭祀在这个区域如此盛行。
第三个是关于战国长城。在羊头山所在的东西山岭，是晋城与长治两个盆地的分界线，这个岭并不高，但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战国时期，秦国与赵国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长平之战，战争结果是四十万赵军被坑杀。在高平永禄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骨骸就证明了史书记载长平之战的惨烈程度。我们发现的这段石墙，可能是当地人叫“神农城”的墙，但是这样的墙很长，自东到西绵延几十公里，应该是战国的长城。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长城资源调查时，就发现自高平寺庄后山村背后丹朱岭，向东一直到陵川县，约有75公里长的战国长城。而战国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修建“神农城”就很难确证了。是不是在羊头山山顶上的部分“神农城”被后来当做了战国城墙，这种可能也不能轻易排除。
羊头山最为珍贵的文化遗存就是羊头山石窟，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羊头山石窟开凿于北朝，分布广泛，在佛教考古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员在此做过很多工作，有很多发现和认识。但是对这些石窟、窟前遗址和相关寺庙的考古却没有开展，对从整体上认识北朝至唐时期当地信仰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还很欠缺。石窟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研究羊头山石窟，必须结合相关寺庙考古一并进行。年秋，我们在羊头山顶发现的唐代建筑基址，就与石窟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个时期的佛教寺庙和石窟寺对于认识炎帝文化也有重要的帮助。在高平发现的北齐天保二年(年)的“五佛碑”、唐武则天天授二年(年)的“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都是在佛教寺庙碑刻上出现炎帝记载的。有些佛教寺庙，在唐以后逐渐改做了炎帝庙，其间发生了怎样的信仰变化，值得我们去深究。
高平羊头山还有一种考古资源不能被忽略，就是与炎帝信仰有关的遗存。这样的遗存，最早出现在唐末，明清达到鼎盛。遗存主要是以炎帝庙或神农庙为主的建筑遗存，对于这些遗存的保护规划和管理，并不属于考古的内容，但是考古必须成为制定保护规划的一项重要前置内容。在过去的古建筑维修施工中，由于缺乏建筑考古这个环节，致使很多古建筑修复后，不伦不类，失去了文化性和原真性。古建筑设计对古建筑的修建、修缮、复原等年代把握，一般依靠的是建筑布局、梁架结构及其构件等，但是，一个建筑多次被修缮，凝聚多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就要综合考虑。如宋代的柱子、元代的梁架、明代的斗拱结合在一起的古建筑并不是不存在，按照最早的宋代柱子定义建筑的始建年代，还要考虑宋代的柱子下地基年代与考古学上的地层关系。因此考古必须介入到古建筑维修设计之中，才能科学定义建筑的年代，完美地规划设计建筑的样式。我们关心的炎帝文化遗存还有一个问题要重视，即炎帝庙宇的研究一定和炎帝信仰的传播研究相结合，庙宇的单体结构与院落的布局有没有与其他信仰的建筑不一致的地方，是“同一”化还是“差异”化；炎帝庙是具有特殊性还是具有一般性，如果特殊，特殊在哪，如果一般，为何一般。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将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炎帝文化及其遗存的发生、发展与变迁。
以上关于羊头山考古的五个内容，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羊头山石窟和佛教寺庙的考古不仅有助于分析佛教文化和炎帝信仰文化的关系，也有助于解决“神农城”附近的建筑基址与“神农城”的关系；关于战国长城的考古发掘，有助于解决“神农城”是不是有可能叠压在战国长城之下，或“神农城”仅是一个后世的传说或误解而已的问题；关于李家庄遗址和羊头山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左右的当地环境、居民生计以及农业起源等问题。
这样，我们所说的“炎帝考古”就不限于古史传说时代所对应的新石器时代，而扩大到关于炎帝文化这个大概念，我们之所以将炎帝考古的问题扩大化，就是要阐明考古面对传说的古史要有多种途径。我们认为，一不能回避，二不能过于自信。不回避，就是要彰显炎帝研究中考古的重要科学价值。傅斯年先生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对于考古来说，“货”便是基于考古材料的考古认识。考古必须坚守的科学精神就是按照材料说话，它影响我们近一个世纪的治学方向。考古学从材料出发，而不空言，不妄猜，使我们的考古学成为史学界可靠的另一种资料来源。但是，考古学不是万能的，它包括两个“相对”层面。一个层面是相对客观层面，一个层面是相对主观层面。相对客观是指我们在更新我们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断地更新发掘材料的信息，使这些信息越来越接近客观。相对主观是指，我们的判断和猜测以及考证一定是有本所据，妄自尊大、妄自菲薄、信口开河和肆意妄言都不足取。认清了考古的优势与不足，在工作中就不会偏离方向。
李学勤先生说：“古史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又是不同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可能拿后代研究历史的方法研究古史传说。”这段话用到考古学中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史前考古，一定不能等于同研究历史时期的考古，否则我们会陷入舆论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研究炎帝的问题，必须把“炎帝”扩展到“炎帝文化”去考古。这样就需要一个大的时间概念和大的空间概念。大的时间概念，就是我们从一万年一直到现在，关于炎帝文化的各个时期的遗存，我们都要进行考古；大的空间概念，就是和炎帝相关的传说地域，除了山西高平，还有陕西、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这些炎帝遗存，都要纳入一个问题中去思考它们。这样设想，就是要摈弃狭隘的“本土主义”，探究炎帝文化发生发展的真实之道。过去我们的考古是一个点解决一个问题，是实证、考据、微观的，这不能体现考古本身的重要价值。我们既要科学探索上古文明，寻找我们记忆中祖先的足迹，又要对不同时期形成的文化景观进行调研、评估、保护和思考。进一步说，考古“炎帝”，除搞清楚炎帝文化相关遗存的性质与时代，还要有保护这些遗存的思考，给整体保护提供科学的参考，尽可能的规划“炎帝文化片区”，使文化遗产受益于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