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黄陵陕西省黄陵县考古惊现一处大型

陕西黄陵县寨头河战国戎人墓地

考古专家在我省黄陵县一处基础建设工地旁，首次发现一处大型戎人墓地，为研究西戎的文化与迁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介绍，为配合延安南门沟水库建设，省考古研究院组建了南门沟水库考古队，从今年4月份以来，对库区开始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共钻探战国时期古墓多座，目前已经发掘完了其中的80座，出土了一批非常重要的铜器、陶器、玉石器、骨器、铁器等，这是陕西考古界在陕北境内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战国时期的墓地。“特别是这些铜戈、铜剑等兵器，和魏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一批墓葬时代处于战国中晚期，族属属于来自西北地区的戎人系统。它的性质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在晋国西南生存的战国时期的戎人。”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邵晶说，这一批墓葬材料的出土，对整个陕北地区文化格局的研究意义重大。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就是所谓的戎狄系统，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原系统，戎狄系统大致就和现在的四瓦文化有一些关系，中原系统的陶器现在看来和三晋地区关系非常密切。

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说，过去认为陕西地区应该就是秦国的地盘，实际上这个大型墓地发掘后，这个习惯性的认识可能就被颠覆了。陕北地区处在黄河的“几”字形弯内，商周时期曾有西北少数民族——鬼方居住其间。有没其他的戎狄呢？大家一直不清楚。张天恩说：“这个墓地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出土的多个陶罐中，大部分是流行于甘肃的叫寺洼文化的东西。寺洼文化从商代一直到春秋以后，才渐渐式微，到后来寺洼文化哪儿去了不太清楚。这个墓地的发现，至少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部分族源于寺洼文化的西戎人，进入了陕北和关中交界地区。”

文献记载，秦穆公时期曾西拓，“灭国十二，开地千里”，占领了许多戎人的地盘。晋襄公大败秦穆公的崤之战，就是晋与西戎双方协作的结果。张天恩称，这些人从族源上讲是西戎寺洼文化的一部分人，姓氏则可能就是姜姓，后来投晋归到魏国，其年代上大概是战国中期到晚期。在文化上，除了戎的文化如彩足鬲以外，多是晋的文化，包括盖豆和较肥的戈。总之，这个墓地把陕北高原的一段历史复活了，让人们看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最深入中原腹地的戎人遗存，填补陕西境内“西戎”考古的空白年4月以来，在延安市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的基本建设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时期墓地开展了详细勘探和系统发掘。目前，已发掘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殉埋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

寨头河墓地出土铜器小件

寨头河墓地位于洛河支流——葫芦河下游北岸的一处舌形坡地上，西南凸向河床。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东西向居多，另有13例南北向墓葬分布于墓地边缘地带；墓主头向以东向居多，南北向墓葬头向均朝北；葬式以仰身直肢为大宗，还发现屈肢葬6座、二次葬5座和解体葬1座；大多数墓葬内发现有棺、椁等朽木灰痕，葬具有单棺和一棺一椁两类。墓室规模以2.5米×1.5米为界，划分为大、中、小三类，似有等级差异。发现的两座马坑与大型墓葬相去不远，均为东西向，各殉埋两匹马，马头向东，南北并列，卧姿规整，当为有意摆放，马匹身后有长约2米的空间，清理时未发现车木朽灰和车器，四匹马身上亦未发现与车相关之器具。一座方坑，口大底小，内埋长约40厘米的短矛一副，似有祭埋之俗。

M7出土铜鼎

随葬品有陶、铜、骨、铁、玉、贝、料珠和石器等多种，数量逾千件。陶器多为实用器，个别器型较小，制作简糙，似为明器，器型有罐、鬲、盆、杯、豆、鍑等。铜器可分为三类，其一为带钩、环、镯、泡、扣、管、镜等随身配件；其二为戈、剑、矛类兵器，还有马衔、铃、车軎、铺首、伞箍、盖弓帽、鼎等车马器和礼器。骨器有马镳、络饰、牌饰类马器以及笄形器等；铁器分为带钩和环镯两类；玉、贝、料珠均为串饰；石器包括杖头和砺石。依墓葬规模不同，随葬器物差别明显，小型墓葬仅随葬日用陶器和配饰铜器；中型墓葬内兼葬有铜剑、铜戈等兵器；大型墓葬多见随葬车马器、铜鼎、玉贝类串饰等。此外，中型墓葬中也常见以牛头、羊头和马头随葬，多置于棺椁之上或墓壁侧龛。 　　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陶器随葬品，可分为“中原”和“甘青”两个系统，此两式陶器共存现象频仍。中原式陶器主要有罐、豆等，时代特征明显，结合出土布币上“梁半釿”和“阴晋半釿”等钱文，初步将这批墓葬的时代确定于战国中、晚期；甘青式陶器与“寺洼文化”陶器有诸多相似之处，器型主要有大口罐和袋足鬲，这些陶器与甘肃陇东地区发现的寺洼文化陶器相比，陶质陶色、装饰手法、制作工艺等方面并无明显区别，但陶器组合中缺少豆，大口罐也未见陇东寺洼文化中常见的马鞍形口，可能与地域或时代差异有关。上述现象表明，寨头河墓地或为西北戎人遗存。 　　战国时期，寨头河墓地所在的延安南部地区为秦魏长期争夺的“河西之地”，寨头河戎人遗存或与秦、魏两国有关。寨头河墓地出土的中原式器物彰显出一些国别特征。例如，陶器以矮足鬲的战国魏特征最为明显；铜器方面除魏国布币“梁半釿”外，铜鼎外腹装饰的套索纹及贝纹亦是东周时期三晋地区常见的装饰风格，而短肥援的铜戈也是三晋常见之器型。 　　关于戎人与魏之关系，史料阙如，但戎人与晋国的关系却有见于史料记载，其中不乏较为详述者。《后汉书·西羌传》，“（晋悼公时）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说明至迟在春秋末期，戎人和晋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有“戎人事晋”。又《左传·襄公十四年》“（晋悼公十四年，因吴告败于晋）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这则文献更加说明了戎与晋联合败秦、修统一体。寨头河墓地之所在处于“晋之南鄙”范围内，也正是魏之“河西”，因此，我们认为“瓜州”戎人自春秋初年迁衍于今延安南部地区，“三家分晋”后，由该地的承袭者——魏国继续管辖。而寨头河戎人当是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 　　在考古发掘同时，我们还对寨头河墓地出土的铜、铁、料器进行了科学检测、对人骨遗存进行了体质学和病理学研究，对动物骨骼开展了鉴定分析。目前，这些工作工作尚在进行中，但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认识。铜剑、铜罐、铜铃所见的偏范、修补、浇孔等现象，暗示着寨头河墓地先民铜器铸造技术的不成熟，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大相径庭；铜器制作中的镀锡工艺、铁器表面的镶金银工艺，是甘肃和内蒙古西南部戎狄文化系统常见的金属加工技术；料器中的“汉蓝珠”在甘肃马家塬战国戎人墓地中多有发现；人骨中龋齿发病率低以及股骨明显粗壮的特征，与农业民族相异；以牛头、羊头、马头随葬的习俗常见于西北地区和北方草原的先秦墓葬中。以上的阶段性认识均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关于寨头河墓地戎人族属的推测。 　　在墓地发掘期间，我们还试图寻找与墓地相关的遗址和其他墓地，展开了墓地所在的葫芦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目前，在寨头河墓地西北约4公里处，新发现墓地一处，可能为战国秦人墓地。遗址虽未明确发现，但在寨头河墓地以南的葫芦河河道内，发现有较多的战国时期大板瓦残片，我们推测遗址可能位于地势较低的墓地南侧，随着葫芦河河道的变迁已被冲毁。 　　寨头河墓地的发现填补了陕西境内“西戎”考古的空白，部分遗存与甘肃马家塬、王家洼西戎贵族墓地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目前发现的最深入“中原腹地”的戎人遗存，也是陕北地区首次全面清理的战国墓地，对于研究战国晚期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寨头河墓地战国中晚期的陶器遗存的确认，为延安地区陶器序列的建立填补了重要的一环，同时，“凿空”了内蒙古西南部——榆林地区、甘肃陇东地区这两大文化区与关中地区商周考古研究的障阻。它的发现也使寺洼文化的东界翻越子午岭，到达洛水之滨，还将其下限推至战国晚期，为研究寺洼文化的流布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考古学新材料。寨头河墓地族属和国别的初步确认，是研究先秦时期民族融合、政域变换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