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既亲切又陌生的语词，恐怕只有中国人会有如此深厚的情结，那么，祖先究竟是什么呢？祖先，无疑代表着我们的历史、代表着我们过去的集体记忆，不了解他，我们就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根本而又永恒的哲学之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敬祖崇祖的传统，从早期的祖先崇拜到后来的祭祖都无疑说明了这一点。直到今天，每到清明，作为个体，我们依然会到祖先坟头凭吊祭扫；作为集体，我们依然会到黄帝陵凭吊祭扫。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华夏民族根脉之所在，祭奠他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重要的是对集体记忆的追思，这种集体记忆已成为我们的精神依托，失去它，既缺了乡愁的冲动，也少了家园的存续。我们的生命是父母所给予的，父母的父母······由此无穷上溯则是我们的初祖所赐，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祖先生命的延续，没有了祖先的过去也就没有了我们的今天，对祖先的追忆不仅是对祖先存在的肯定，更是对自己生命的肯定，从这点来说，否定祖先即是否定我们自己。
孔子云：“慎终追远，民徳归厚矣。”慎终追远既是对祖先的肯定和生命来源的追思；又是对个体责任的担负与生命的承续；还是对自己存在的认同与生命意义的探寻。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多都浓缩于格言、俗语中，如“光宗耀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债子偿”自己有所成就往往会说“全赖祖上阴德、祖宗保佑”······仔细想来，人是一种理性存在者，除了动物性的需求，还会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人是无法忍受无意义的存在的，即便人生没有意义，我们也会赋予其意义。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人那样对宗教的热忱，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以达永恒的彼岸天国，但对生命是有所寄托的，其所追求的是在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超越，是不求来生的，是“只争朝夕”的，那么何以如此呢？中国人是个重生的民族，不追求“向死而生”，求的是“开枝散叶”、“香火延续”以此达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代代永续。这是将有限的伦理个体（即道德主体、独立的自我）纳入无限的伦理总体，从而超越之，以实现永恒。如此我们便不会担忧生命的有限，因为我们的文化追求“香火永续”，子孙的生命既来源于祖先，又担负着祖先生命的延续（传宗接代），这就如同接力赛一般，每代人都有其规限的责任，只要尽己所能即可。从这点来说，我们无须担忧个人生命的有限，我们担忧的是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传宗接代），或者说担忧的是无限的伦理总体在自己这一环断裂，这不仅仅是无法屡责的问题，更是生命意义消解的问题。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的天性，这些我们从祖先那里可得到些许印证，如“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的观念，我想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所构想的另一世界生命的存续，以此来慰藉自己。对于死亡的问题一直是哲学所讨论的重大问题，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一点，如柏拉图的“哲学是对死亡的练习”，伊壁鸠鲁的“死亡并不可怕，当死亡未来临时，我们离死还很远；当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塞涅卡的“死亡是我们走向新生的台阶”······荀子的“死，人之终也。”，韩非的“人尽之谓死”，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西方对死亡的超越是“向死而生”，中国对死亡的超越是“向生而生”。
由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土壤是很难培育出宗教之花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断然说明这一点，祭祀祖先的意义上文已详细说明，此不赘述。我们的“祖先情结”似乎异常浓厚，皇帝贵为天子，权势之大无出其右者，但依然有“祖宗家法”约束着他，最为典型的是宋朝赵匡胤所立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规家训，终宋一代，皇帝受之约束，鲜有越雷池者。不惟皇帝如此，祖先之影响随处可见，即便破落至阿Q之流者也会抬出祖先，冒出一句“我们祖上也曾阔过”······
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祖先在给我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无疑是沉重的包袱，这种“祖先情结”的存在否认了我们独立人格的存在，作为个体永远被固定在这一链条之上，欲求自由而不得，以伦理总体的追求代替和消解了自己的追求。个人想要挣脱这一无形之网无疑是“蚍蜉撼大树”，即便是在今天，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祖先的影子”或多或少依然有所依存，它已渗透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及风俗习惯之中，几千年的传统自有其强大的惯性，也许我们不自觉，但它确实存在！
作者：东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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