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帝王墓葬一般都没有陵冢，奉行的是“不封不树”（既没有封土堆，也不种植树木作为标志，这是周代墓葬的基本原则）。始皇帝统一中国以后，发民夫七十万在骊山脚下为自己建筑了规模宏大的陵冢，西汉的帝王沿袭了秦始皇的遗风。在十一位皇帝中除文帝的霸陵是依山为陵外（依山凿挖墓室），其余均是平地起陵。
西汉帝王为将加强中央集权并且让自己死后的灵魂可以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以及防止陵墓被盗掘，独创了生前建立陵邑的制度，即“依陵建县”帝王生前一边修筑陵园，一边把陵园周围都建成贵族大臣、外戚王侯、商贾大富的聚居地，形成新的县，使之成为最繁华的区域。
在西汉十一座帝王皇陵中，前七位皇帝的陵墓都设有陵邑。宣帝以后，由于国力衰败中央财政无力再承担设立陵邑所需的巨额经费，就再没设立陵邑。在设立的七个陵邑中，地处渭河北岸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最为著名。这也就是常为后人所称的“五陵”。
“五陵”的地理位置优越，均地处渭河北岸。西汉时期的渭河，长安城以南属于著名的“上林苑”，“上林苑”东西三百余里，草木茂盛，物种丰富，离宫别馆，跨山弥谷，是皇帝游猎的场所。渭河北面有郑国渠、成国渠、六辅渠等水利工程，经济发达，人口集中，是商业贸易的中心。由于“五陵”的主人处于西汉的强盛时代，对自己的陵邑十分重视，往往每年把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营建陵墓，还将原居于全国各地的前朝贵族以及豪族大户迁到陵邑居住。
高祖刘邦就“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武帝也“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这些举措使陵邑的人口迅速增加。管辖长陵、阳陵的左冯翊共拥有二十四个县，户二十万，口九十一万，仅长陵一县就占去户五万，口十七万。管辖安陵、茂陵、平陵的右扶风共拥有二十一个县，户二十一万，口八十三万，茂陵一县也占去了户六万，口二十七万。陵邑的级别虽然与县级相同，但绝非一般县邑可比，一般县邑的县令食秩为六百石到千石，而长陵县令却食秩二千石（郡守俸禄）。
众多的商贾大富、豪门望族都被从全国各地迁居于“五陵”周围，茂陵的大富户就有焦氏、贾氏、挚纲等，安陵的社氏家资“亦钜万”。平陵如氏、苴氏也“为天下高訾”。而且，在当时上至贵族大臣、外戚公侯，下至博士名儒、文人墨客也多居聚在这里，外戚武安侯田蚡、大臣田干秋就住在长陵，大臣袁盎住在安陵，丞相张禹年老时家居平陵。司马相如、董仲舒晚年也居茂陵。
不仅如此，西汉的帝王还允许一些功勋卓绝的文臣武将死后陪葬于自己的陵墓旁。长陵周围有七十余座陪葬墓，埋葬的大都是开国功臣。威震匈奴的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及受命托孤的霍光、上官桀、金日等就陪葬在茂陵。死后能陪葬于皇陵被文武大臣视为殊荣。博士夏侯胜生前受诏治《尚书》深受宣帝的敬重，夏侯胜死后，宣帝为他赐建坟墓，让他陪葬于平陵之中，当时天下的儒生都为之欢呼雀跃感觉无上光荣。
由于贵族大臣、外戚公侯、豪族富户、商贾大家都居聚在“五陵”一带，这些人及其子弟依仗家中有权有势，经常聚集在一起出没于长安城内外斗鸡走马，围田射猎，吃喝嫖赌，劫掠行凶，连京兆的令尹也惧于权势不敢奈何他们，倘若执法严厉，这些“五陵恶少”就经过各种手段逼迫令尹下台，使得京兆尹这一官职谁也做不长。当时就流传“五日京兆”之说。
到了后代，“五陵少年”就成了纨绔子弟的同义语了，在唐诗中经常被诗人们引用。如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杜甫《秋兴》:“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作为一个典故被后来的文人流传下来了。PS：本文图片均来自于纪录片截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