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与黄河文明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河,她与我们一道经历昔日的苦难,更经历了苦难中的抗争。黄河,有数不清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走近黄河……

站在黄河入海口,浮想联翩。

回顾黄河的几个大拐弯,一条苍龙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站在某一个点上看黄河,看到的也许是局部的精彩;腾飞起来,环顾左右,方可看到它的全部精华。看得更全面些,才能避免“瞎子摸象”,目力也不会陷入“虚无”的泥沼里去。认知中华民族上古部落联盟的图腾标识,寻找“龙”的形象来源,可以有多种切入思路。龙图腾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融合演变过程,但它始终离不开黄河所塑造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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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入海口万鸟翔集。(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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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入海口回看,天高地远,齐鲁大地莽莽苍苍,目力透过晨曦中的薄雾,思绪之笔可以勾画出这样一幅图景:黄河从源头舞来,在甘南草原猛然一摆,甩出惊天动地的第一个大拐弯,然后进入第二弯、第三弯。“几”字弯是龙的弓背,接着它扬鳞俯颈,穿越秦晋大峡谷,扫视雄伟华山,倏地转身,进入“三门湖盆”,腾向中原大地,前后伸出来四爪四翼,所到之处覆盖了中华文明的多维空间。历史上黄河有过多次改道,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同时也造就了大片的沃土和广袤的平原。

我想起毛主席面对黄河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等于藐视我们这个民族。”黄河与我们的民族血肉一体,我们该怎样敬畏黄河呢?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又是黄河一手拉扯大的。炎黄并不只是传说,他们在黄河上下都留有足迹,只是记事文字系统发展相对滞后,史前“家谱”记载缺失,有一些只能借助“口述历史”的形式流传下来。这就比较好理解了,欧洲古史的重构,其实也借助过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新旧约的“描述”,然后在考古中渐渐证实。我们常讲“信史”,讲“孤证不立”,但也不可忘记古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告诫。信与不信,要看事实和其中的历史存在,因此,我们也会把希望寄托在拥有还原历史事实手段的考古人身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有序展开,认定了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上古三代遗址也在陆续浮现,黄帝文化的踪影开始慢慢显露。现在,较大规模的灵宝西坡遗址在不断地发掘研究,这里或有黄帝文化发展成型的最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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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李安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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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宝,我不仅看到了古秦函谷关和年代较近的函谷夹辅,还去了西坡遗址,看了铸鼎原上的黄帝陵冢。令人惊奇的是,西坡遗址发现了一座特大型房基,占地面积达到平方米,四周围以回廊,那分明是原始“宫殿区”的格局。铸鼎原上的黄帝陵冢更令人震惊,陵前有一方遗存,是古代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前祈愿黄帝保佑的地方。这方遗存建在远古的祭祀坑上,地上建筑已不存,但无形中保护了黄帝时代以降的祭祀台坑。较深的灰烬层里还出土了细石器时代精美的玉石璧和玉石钺,玉石璧和玉石钺是那个时代的首领权力象征,也是专用的礼器。

眼前的一切都会引起盘旋不断的思绪。在我,最要紧的联想是这样两点:一与遍布中原和大河上下黄帝传说中的踪迹有关,黄帝的活动曲线和定点轨迹究竟是怎样一条弧线?二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关联,看似扯不上边,但有没有另外的释读思路?

先说第一点。黄帝的传说很广泛,北起燕山南到中原的新郑和河洛一线,西起鄂尔多斯台地东到古黄河下游,举凡黄河几个大拐弯的上下两侧,皆可望得见他远去的历史身影。这是什么缘由造成的?在文化地标的“争夺”和祖源认定上,虽众口一词却各有各的“方言”。在共同文化体系的研究中,似乎也各有各的故事场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比如,桑干河畔有过黄帝战蚩尤的上古战场,从北京平谷到河北迁安长城一线,也有黄帝文化的明显印记。陕北的神木为什么叫神木,其境内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与南边的桥山黄帝陵有什么样的联系?黄帝之都在河南新郑,但黄帝铸鼎的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秦岭脚下的河南灵宝?黄帝采秦岭首山之铜,在临近的荆山下铸鼎,在《史记·封禅书》里已有明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毕竟早于我们两千多年,他的记录更可信。铸鼎原现存一通唐贞元十七年(公元年)刻立的《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序》石碑,也记载了黄帝铸鼎之事。西坡遗址像是散落在大河上下的珍珠,到处都在闪光,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遗址之一。但黄帝的活动踪迹也要有合理解释,那么串起黄帝文化的链条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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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新郑市,黄帝故里风景区。(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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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唯有黄河,能够串起这个链条。黄河养育了黄帝文化,也给了文化传播的相对半径。具有历史文化意味的是,北方古民族部族,无论前后名称怎么变化,大多认同黄帝是他们的祖先和共主。即便到了“夏”,其名号也是后来所谓匈奴、鲜卑、氐、羌逐鹿中原时,不约而同举起的旗帜,并由此演化出华夏文化和诸夏文化的某些区分和文化联系。因此可以这样去看,黄帝文化辐射的纵轴在黄河的南北河道上,横轴则在黄河的几个大拐弯里,黄河“几”字弯柔软的腹部和衣袍下,有着黄帝文化发育的大小摇篮,其所形成的巨大的黄河文明放射覆盖圈,明晰地显示了中华上古文明形成的坐标系统。

把看似散在的点连接起来,空间不是问题,黄河特有的弯曲本身就有巨大的通透性、播散性和旋转性。对于上古时代的铁脚勇士们,时间也不是问题。或者说,早期的黄帝部落联盟更多具有游猎色彩,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融合之后,全面转型为更稳定的农业生存模式,大型的居民聚集点出现了,也就出现了黄帝在荆山铸鼎的一幕。到了新郑,黄帝文化怕已进入了鼎盛期,而黄帝陵的桥山是他和他们的起始点。

西坡遗址离黄河很近,但也有一定的防洪安全距离。由于气候周期的变化因素,古人的聚集点都设在有溪流的高地上,铸鼎原正对着首山和荆山,铸鼎而立“宫室”的条件都具备。令人多思的是,黄河从第四个大拐弯流来,后来出现了风陵渡、大禹渡、豆津渡和茅津渡,一直到三门峡的四个大渡口。其中大禹渡通向山西芮城(古芮国),向北就是汾河湾里的“尧都”陶寺遗址。前后的文化承继线很连贯,西坡四围显在的仰韶文化遗址密集,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黄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何干系?说来话不短,肯定有曲折。这个联系,在黄帝文化轨迹没有明确定论之前,原本不该随意提起,无奈三星堆的最新考古成果把原来的谜扩大为更大的谜,其中不乏外星人的猜测,也有“文化西来说”的影子在隐隐约约地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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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面具。沈伯韩摄(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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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位学者在美国趣味科学网站发表题为《谁建造了埃及金字塔?》一文,断然排除了从外星人到亚特兰蒂斯人甚至犹太奴隶的多种假设,因为这些说法都没有考古证据支持。考古证据和埃及古物学家支持的结论,是金字塔为古埃及正常民工建造。那么,我们对三星堆前后发现成果的解释,自然也不能随意。

听似为谜的谜不外有几个点:一是金人(铜人)的铸造与商代铜器文化的传统形制和用途不符,甚至怀疑是谁隐瞒了对它们测定的准确年代;二是铜人的形象、脸谱面具乃至高些的鼻梁和阔嘴,被质疑不是东亚人种的形象;三是象征王权的包金权杖也不对路;四是这么贵重的物品,为什么再二再三地焚毁于祭祀坑内。对于有古文献记录的铜建木树和建木树上的“金鸟”,以及《华阳国志》中的“纵目人”,倒不是很在意,但恰恰是这些出土文物,与古文献有高度一致性,谁也不能视而不见。

铜人的鼻与面具上的嘴形,大约是不能成为论据的。且不说铸形会有艺术夸张,古代的各民族部族脸谱的嘴型比它们还要阔大,那鼻梁再高,也应归为鼻翼较宽的“蒜头鼻”。铜人的规模出现,倒有必要探究,因为从春秋时代孔子发声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暗示了祭祀仪式要不要有人形的写实,是有过争论的。虽然商祭器、礼器上的饕餮之类的变形人形,被归入了例外,但还是挡不住后来秦始皇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成排列队地出现。的铜资源分布不均衡,铸钱还不充裕,所谓赐金百斤,乃是赐铜百斤,但从更接近于蜀中古文化的秦人来说,铸铜人、铸铜鐻、铸铜钟乃至翁仲,似乎也是成俗的。汉代的刘歆在其《西京札记》里,就有咸阳宫有铜人十二、座高三尺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也有秦始皇销天下兵器铸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的明确记录。史记的有关索隐进一步点出时间和理由,说是始皇“二十六年有长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说那“长人”长三丈或五丈,也是十二个。这么高的身量几乎不可能,但洮河的上游联结着走向蜀中广汉的通道,秦的发育处也在临洮陇南一线,文化习俗有相近之处。铜人后来哪里去了?有文献指向了董卓,他废弃五铢钱,将十个铜人毁坏后铸了小钱,剩下的两个铜人也因波折被毁掉了。也有一说是秦始皇带到了自己的陵墓里。无论怎么说,铸大铜人是秦蜀共有的行为,只不过动机和用途不相同。各个方国的祭祀仪式总有自己的习惯方式,并不能由此得出外来的结论,而且由何处外来,谁也没有拿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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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候鸟在保护区内觅食、嬉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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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就更不奇怪了。临洮南部和渭源的乡间,每年要举办一种“拉扎节”。“拉扎节”古称“番傩”,是为了敬奉自然神,这是多民族铸造的古代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傩戏并非南方地区特有,在秦晋大峡谷的黄河边也见到过。汉族有傩戏,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傩戏脸谱是“硬脸谱”,一般用木头雕刻彩绘,套在脸上就可以演戏。北方的一些大剧种,包括京剧、秦腔的勾脸和脸谱,其实是一种“软脸谱”。三星堆的先民们用青铜面具和金面,也是特征而已。至于“权杖”,一般是游牧方国的权力体现,这同犹太人的摩西形象没有什么两样。

匈奴也有铜人祭天的传统。《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特别是南匈奴是中华古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从来以黄帝文化为正朔,也经常举起夏的旗号进入中原。因此三星堆出现的铜人与此有没有关系,似可研究,并不一定要归之于迷离扑朔的外部来源。

倒是这么贵重的物品,为什么再二再三地要焚毁于祭祀坑内,我在黄帝铸鼎原的祭祀坑前,从焚烧的玉石璧和玉石斧钺上得到了一些答案。那时没有纸张,也不一定会焚香,要表达对先王的尊敬,最好的办法是将他们用过的祭器和神器一道殡天。从王公到民间,这种模式影响久远。

这样说,倒不是看低三星堆的文化含量。三星堆文化的特异性,确实使人惊奇,也的确反映了中华文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也再次证实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满天星斗说”宏观文化论断中的睿智。但也要斗胆补一句,在满天星空里,终会有一个质量和吸引凝聚力的超强星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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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日报

监制/刘志奇

主编/王玥

编辑/刘辛未管艳(实习)

作者/来源:聪颖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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