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传说故事，还是史料记载来看，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都和陕西的关中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考古界一直没有在关中找到和黄帝生活的年代相符的都邑遗迹，直到位于陕西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人类诞生于何时，在史学界还没有最确切的定论。但是有了人类后，人与人之间就逐渐形成了社会关系。当这种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文化，进而形成文明。城市、文字以及复杂礼仪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在我国的史前文化格局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在中原文化区中，影响最为深远、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文化是仰韶文化。
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发掘出土大批陶器、石器等文物，首次证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从此揭开了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命名。它的年代跨度约距今至年，长达两千多年。它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仰韶时代”。
仰韶时代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早期（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以半坡文化为主，中期（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以庙底沟文化为主，晚期（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以半坡四期文化为主。其中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因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而得名。
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颇为丰富，位于西安的姜寨遗址、半坡遗址、鱼化寨遗址等就属于仰韶文化半坡时期。但考古界此前从未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类似遗址。所以在杨官寨遗址被发现之前，没人知道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是怎样布局、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这方面的考古发现一直是空白。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台地上，海拔约米。遗址北高南低，北部是庙底沟文化聚居区，这里发现了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以南环壕为界，遗址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聚居区。
杨官寨遗址发现的环壕平面形状接近梯形，呈现南北段平行、东西段对称的布局，西南角处因地势所限稍有转折。而同样处于关中地区的西安半坡遗址、鱼化寨遗址、临潼的姜寨等遗址的环壕均为不太规则的圆形。杨官寨遗址中轴对称的出现，说明该聚落已经处于中国城市发展对称布局的萌芽阶段。
杨官寨遗址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也就是说该聚落可能是外壕内墙的布局，类似于后来的城市防御格局。在西段环壕中部发现一处门址，由门道、两侧环壕、门房、排水沟等设施组成。门道处的土为生土，说明是当时挖环壕时专门预留的过道，宽约2—4米，有明显踩踏痕迹。门道内侧发现两座房址，应为在出入口附近设置的“门房”一类防卫设施，均为地面式房址，这也是目前杨官寨遗址所发现的唯一一处门址。这一切都说明，杨官寨遗址很可能是一座早期的都邑。
壕在远古的石器时代一直是古人用于防御的建筑工事，杨官寨遗址的壕沟长约米，宽10—15米、深3—5米。壕沟所环绕的面积达24.万平方米，几乎有4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如此大的面积，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口规模也是非常庞大的。
根据测算，杨官寨遗址环壕的建设出土方量达11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施工过程仅靠杨官寨遗址聚落内的先民，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而且杨官寨遗址中很少发现工程工具类的遗存。
考古发现，在杨官寨遗址周围分布着仰韶文化时期大大小小十几个聚落，当然这些聚落规模远不及杨官寨聚落，当时修建杨官寨聚落环壕应该有周边这些聚落先民的参与。这表明当时杨官寨已经具备了组织周边区域和周边聚落的人集中到一起兴建大型工程的能力。因此杨官寨聚落当时应该有了权力机构，来指挥这一切。这更进一步揭示了杨官寨遗址是一处明显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
在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外的东北部，距离东段环壕约米处，有一片总面积在9万平方米左右的墓地。目前这片墓地仅发掘了平方米，已发现庙底沟时期墓葬座，墓葬分布得极为密集，初步预测总数在座以上，规模空前。在已清理的墓葬中，葬制以偏洞室墓为主，还有少量的竖穴土坑墓和半洞室墓。其中的偏洞室墓葬当属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同类遗存，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近年。
这片区域的墓葬规格基本相近，都是小型墓葬，且随葬品非常少，因此推断这里应该是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且所有墓葬均排列较为整齐，具有非常明显的规划痕迹。犹如后代文献记载的“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并可能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持。
杨官寨遗址还发现各类房址49座、陶窑26个、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余件。遗址南部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遗址南端的一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窑洞式房址和陶窑，这是关中已知最早的窑洞式民居建筑群。窑洞和陶窑的排列基本呈平面“吕”字形结构，即每一个窑洞式建筑后面都有一个烧制陶器的陶窑。
在陶窑的旁边还发现了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在其中的一个窖穴里，挖掘出了20多件完整的尖底瓶。烧陶是仰韶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当初住在这里的人可能是职业制陶人，有点像我们现在前店后作坊的生产方式，烧制好的陶器存放在作为库房的窖穴中，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财产私有化的观念已经形成。
在杨官寨遗址墓葬的发掘中，还发现了有用颜料块随葬的现象。通过对部分出土颜料的科学检测分析，可知其主要成分为赤铁矿，且经过煅烧、捣碎研磨、过筛、添加动物胶黏合成形等一系列细致的加工处理工艺，以方便保存和使用。
这一时期杨官寨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十分先进的颜料制作技术，但其稀有的属性及复杂的工艺还是决定了并非聚落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颜料并熟练地进行使用，用颜料进行绘画应该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而掌握这些“专利”的人很可能就是职业的画师。
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推断，这一时期生活在杨官寨聚落的先民们，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生活在城中的先民，有的以制陶为生，有的耕田劳作，有的采集狩猎，有的以绘画为业……，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他们会通过交换来达成彼此的需要。
杨官寨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以及石质器物，其中陶器数量近千件，而且基本保存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有镂空人面像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这些陶器均为同时期遗址中所罕见。这些器物被发现时，成层、成组分布，从摆放的位置看明显是杨官寨史前先民有意所为，这可能与举行的某种宗教活动有关。
石壁、石琮、玉钺等特殊器物也出现在了杨官寨遗址中，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此类器物。这里的“石琮”被认为是后世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的祖先。在中国的文化中，璧和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够拥有的。
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杨官寨遗址中还发现了类似三星堆出土铜人面的大眼睛残片，似乎暗示着位于四川的三星堆文明和中原仰韶文化有着某种传承的关系。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杨官寨遗址是一处经过全面规划、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它拥有着宏大的城池，强大的实力、巨大的财富以及先进的理念。具有特殊意义的礼器出现，均暗示其内部存在具有组织力的高级领导人物。
杨官寨遗址目前尚未发掘完毕，但是从目前发掘的结果推断，这里人口规模庞大，已经出现权力机构，即“国家”雏型。这里不仅出现了商业区，人们还拥有了财产私有化的观念。特殊礼器的出现，说明这里已经有了复杂的礼仪。随着考古的继续推进，作为文明的要素的证据会进一步完善。这里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具有都邑性质无疑。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而雍地就在今天关中的宝鸡，黄帝陵位于关中北部的黄陵县，这一切应该不是巧合。杨官寨遗址究竟和黄帝的部族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黄帝的都邑，相信最终的考古结果会给我们答案。杨官寨遗址所处的时代，黄帝的部族正处于兴起发展的阶段，还没有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时期。这里或许是黄帝的一个都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