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３００年前黄帝主导的时代变局（修订版）
——透过《山海经》对考古发现的再认识
考古发现距今５３００年前即公元前３３００年之际，正是中华大地风云际会天崩地裂的年代。五种势力（文化）的突然消亡与四种势力（文化）的勃然兴起，绝非偶然。此际所发生的一连串兴亡更替，虽暂未见史笔，然以后世拟之，必有类似牧野之战、长平之战、垓下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大战役一样的大决战发生。如果要编写史前大事记，此际必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章。《逸周书 尝麦解》即记载了黄帝、炎帝、少昊、蚩尤四大势力之间复杂的联合与斗争，正是这个天翻地覆的局面的历史记忆。笔者在此将其概括为史前中国的“五四大变局”，并尝试结合古代文献进行探讨。
中，最初象军旗之形
１，中原地区的一亡一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３００年）结束了７００年的存在，其中灵宝西坡遗址尤其引人注目；而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兴起，尤其是出现了巩义双槐树都邑、郑州西山古城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都邑群，展示了一个强大政权的全新战略布局。
２，长江中游的一亡一兴：大溪文化（公元前４４００－３３００年）结束了长达１１００年的存在而走向消亡，而屈家岭文化（公元前３３００－２６００年）在此一带开始兴起并存在了７００年。
３，长三角的二亡一兴：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崧泽文化（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３００年）与宁绍平原历史极其悠久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５０００－３３００年）同时消亡，而良渚文化（公元前３３００－２３００年）在此一带兴起，进而形成以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古国。
４，河洮地区的一兴：仰韶文化西播，在黄河上游及支流洮河一带开始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公元前３３００－２０５０年）。
５，长江下游的一亡：与上游位置的大溪文化、下游位置的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一样，巢湖东岸一带相对短命的凌家滩文化（公元前３５００－３３００年）也没有避免覆亡的命运。
６，经此变局的五存：除了以上“五四变局”的新生旧死、新陈代谢，还有此前此后存续的几大势力——
第一个便是实力最强的仰韶文化，这个北方集团内部虽然内部也发生了类似曹操攻灭袁绍、吕布的兼并统一战争，但最突出的还是对南方长江流域的横扫。
第二个是海岱地区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４５００－２５００年）。
第三个是偏居东北一隅蒙辽冀交界处一带实力强劲的红山文化（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
第四个是长江流域下游上段天柱山下的安徽潜山一带的薛家岗文化（公元前３５００－２８００年）。
第五个是长江下游中段南京一带的北阴阳营文化（公元前４０００－３０００年）。
推测为当时这两个相对弱小的势力没有进行武装抵抗，而是选择了媾和或者归顺，因而得以保全。
国
以上是考古发现的５３００年前中华大地主要势力（文化）的基本情况，这些发现在古籍文献乃至出土文献中有没有相应的记载和反映，则是广义的考古、疑古、释古、解古甚至证古性质的工作，以下尝试进行探讨。
一，中原地区的一亡一兴
双槐树遗址甫一发现，就有学者提出可能与黄帝相关。这种观点的主要挑战来自与文献记载的时代差异。因为《路史 发挥》引《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将黄帝时代大致框定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前，二者存在三百年的差距。三十世大约是９００年至一千年左右。如果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启建立夏朝，则大禹活动的时间点大致可视为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前后。如此则黄帝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即公元前２９００－３０００年左右。比５３００年前晚了三四百年年。也就是说，如果双槐树遗址是黄帝都邑，则《路史 发挥》所引《竹书纪年》的话是不可信的。或者说只能用《大戴礼记》孔子说的“黄帝三百年”进行解释，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竹书纪年，古本更为可信，今本多后代附会，基本不可信
如果按照“为世三十”之语进行推断，则接近考古上的仰韶文化式微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代，也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故而笔者此前将炎帝解释为三门峡灵宝一带的仰韶文化末任领导，而黄帝则是龙山文化的开创者，这个转变考古学上认为发生在灵宝一带庙底沟二期文化。那么早了三四百年在河洛交汇处的双槐树古城则可以视为伏羲之城，因为有传承已久的伏羲台，附近还有伏戏山等旁证。
然而笔者在完成了４０万字的《山海经证真》之后，发现灵宝西坡遗址与《山海经》等先秦文献中的炎帝及其八世孙夸父高度相关，加之同时代全国范围内多处改朝换代式的大变局，由此则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双槐树古城确为黄帝都邑。
《山海经》书影
为什么呢？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笔者确信灵宝黄帝铸鼎塬一带的北阳平遗址群，即炎帝根据地。可参考笔者此前论及的夸父、炎帝与灵宝一带的相关文章。另外就是黄帝族裔的“轩辕之国”即蔚县三关遗址，而其特殊习俗来自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唐户遗址。由此则可将黄帝与唐户遗址、双槐树都邑、郑州西山古城等大河村类型遗址直接联系起来。
黄帝从郑州一带的根据地向西进攻灵宝西坡一带的炎帝，炎帝即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坡遗址，黄帝即崛起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主要遗址包括双槐树、郑州西山、唐户遗址等，“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被迫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西坡遗址一带，西坡遗址成墟，可称为“炎帝之虚”。
灵宝西坡遗址，炎帝之虚
炎帝及其族裔并未被斩尽杀绝，比如夸父即炎帝八世孙，被分封在山东淄博潍坊一带，潍坊寿光的边线王遗址应即夸父国（城）。《山海经》“博父国”、夸父逐日以及夸父之山等内容，则说明炎帝的第八世孙夸父有国在山东淄博潍坊一带，被周围黄帝后裔的诸侯国排挤迫害而西迁回灵宝西坡一带的祖地，被埋伏在此黄帝族裔的杀手应龙部落杀害，其南至今有夸父山。所以南边有黄帝采铜的荆山，北有黄帝铸鼎塬，其实是在炎帝故地，黄帝战胜并取代了炎帝，铸鼎就是为了宣示权力和地位。至于称炎帝为神农氏，至少从《山海经》来看，毫无根据，本文不采。
炎帝，其实未必与神农氏有关
结论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灵宝北平阳遗址群尤其西坡遗址与炎帝高度相关
笔者早前文章已经指出，蔚县三关遗址即《山海经 海外西经》的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房门开始都朝南开，一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笔者认为即中央氏）以来上千年的向心传统，即所有房门都朝向中央广场的公共建筑“大房子”。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郑州唐户遗址，而唐户遗址则可能是《史记 五帝本纪》所言的“轩辕之丘”。有学者认为即“有熊之墟”，笔者也认同，并不矛盾。蔚县三关遗址，极有可能就是《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当今的行政区划，涿鹿县与蔚县为邻，均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古涿鹿即蔚县、涿鹿县一带，事实上蔚县一带是沿革地理上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当时即等同于后代北京的战略地位，“天子守国门”，也许从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然黄帝本人未必一直在涿鹿守卫，至少是曾经在此一带经略征战。
巩义双槐树遗址，应为黄帝都邑
而《山海经 西次三经》的“轩辕之丘”则在今新疆天山山脉中。或是马车从中亚草原东传中原的中继站，则此“轩辕”真正与车相关。黄帝后裔被称为“轩辕氏”是可能的，像《五帝本纪》那样说黄帝名“轩辕”则不可信，没有车的时代，是不可能有“轩辕”一词二字的。只是战国以后人们将该族裔之始祖称“轩辕黄帝”而已，并非黄帝当时即与轩辕有关。
黄帝像
结论２，双槐树都邑遗址、郑州西山古城、唐户遗址以及蔚县三关遗址与黄帝及其族裔高度相关
二，长江中游的一亡一兴
黄帝对应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双槐树都邑、郑州西山古城应即黄帝战胜炎帝之后所建，定鼎中原之后黄帝势力大举南征长江流域。后世之曹操有些类似，先攻灭了北方袁绍等势力平定了北方，下来就攻击荆州的刘表、最终目标自然是长江下游的孙吴。只是曹操远不如黄帝，他的对手也更强，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曹操势力基本退回了北方，进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
屈家岭遗址
而５３００年前的黄帝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最先灭掉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一带的大溪文化的后照和风伯，让儿子玄嚣即青阳为此一带之主，《史记 五帝本纪》说青阳“以处江水”，《山海经》帝台应即青阳或其后裔，即考古学上的屈家岭文化。《山海经》里帝台影响所及已达伏牛山脉、熊耳山脉一线。《穆天子传》亦有周穆王所见帝台遗迹。笔者已有文章论及帝台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考古发现的南阳黄山遗址尤其是高等级墓葬，与帝台及其族裔高度相关。帝台似为屈家岭文化后期首领，其祖应为黄帝之子青阳。
从北方来的青阳及其族裔，统治中心在江汉平原一带，江南洞庭湖平原尤其是澧阳平原一带，继承了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深厚传统，成为屈家岭文化繁荣富庶之地，尤其是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俨然成为一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屈家岭文化江南大都会的性质。
澧县鸡叫城遗址平面图
结论３，屈家岭文化与青阳、帝台高度相关，澧县鸡叫城或为其南都
近年在四川达州宣汉县考古发现了距今年前的罗家坝遗址，为目前发现最早的古巴人遗址，或即“海内经”所言巴人之祖后照所创建。而后照为太暤曾孙，应晚于太暤百年以上，如此说来，太暤的时代应约为距今年前。巫山以西的重庆、川东达州一带夏朝初年的遗址，则应与“海内南经”孟涂相关。
罗家坝巴人遗址，应为太暤后裔后照创建
笔者所参资料未见对罗家坝巴文化来源的叙述，也未指明其可能与大溪文化存在的关系。鉴于５３００年前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不妨大胆推测一下，当时黄帝势力南下江汉平原，大溪文化大溪类型末代首领后照不敌黄帝集团，向西亡迁至宣汉罗家坝一带，开始了巴人的历史，后来巴人南迁至长江干流北岸重庆一带，《海内南经》多有记述，详见笔者相关文章。
大溪文化，应与大暤高度相关
结论４，太暤为大溪文化后期首领，其曾孙后照不敌黄帝攻击，亡迁于罗家坝遗址一带，成为巴人始祖
《山海经 海内经》“九丘、建木”一节最后说“太暤爰过，黄帝所为”，当指南阳九架孤山一带，正是５４００年前太暤曾经到过，５３００年前黄帝征讨经略过的地方。建木应为望天树等稀有的高大乔木，《海内南经》的建木则在奉节白帝城梅溪河上，与此方位有别。详见笔者往期相关文章。
南阳一带的九架孤山，当即九丘的现实原型
至于《左传》所言海岱地区济水流域有几个风姓小国任、宿、须句、颛臾在春秋时代仍然祭祀“大皞”，当为５３００年前作为黄帝联军的少昊（当时大汶口文化首领）俘获迁至海岱地区的大溪文化的部分部族。这种瓜分战俘的传统，与《左传》等文献记载的周初封建分土授民的情形十分类似，就是说古代部族的开枝散叶流播四方，如鲁的殷民六族、卫的殷民七族、唐的怀姓九宗，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
甚至“大暤”这一概念，当为被少昊俘获的大溪文化遗民为纪念其先祖所创。暤、昊二字的涵义是如日中天、红太阳，是大汶口文化对其首领的尊称，海岱地区的大溪遗民，怀念其比少昊时代更早的远祖为“大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直至春秋时代，该部族诸邦国仍然不被视为“诸夏”，说明其仍然顽强保留一些大溪文化以来的传统而拒绝完全同化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夏、商文化。再结合水稻的栽培与传播历史，很可能海岱地区的水稻种植就是由这些大溪文化的俘迁部族所带来。就《山海经》来看，少昊内容很多，“山经”、“荒经”多次出现，在《海内经》则作“少暤”，而“大暤”只在《海内经》出现，也并非“太昊”的写法。
澧县城头山遗址，《山海经》风伯之山
太暤风姓，《山海经 中次十二经》有风伯之山，风伯当为太暤族裔，为蚩尤战略同盟曾经从南向北夹攻黄帝。（看来风伯比刘表要强很多。）风伯之山笔者推断其地即城头山遗址（公元前４０００－２８００年），该遗址历史跨度长达１２００年，《山海经》此处并未提供明确的时代信息，我们无法判断风伯是一代首领之称谓，还是此地历代首领之名号。如果风伯为城头山遗址的始祖，则为距今５４００年的太暤之远祖。如果只是作为蚩尤的战略盟友，亦当此炎黄之际，大致与后照同为太暤曾孙辈。
太暤的祖源可至七八千年前沅水流域的洪江高庙文化，该文化发现有最早的“凤”亦即风的图案。凤文化随着太暤支系向四方传播，其中一支由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辗转传至成都平原，在金沙遗址以“太阳神鸟”金箔图案的形式反映出来，被用为中国文化遗产标识，其实即《山海经》与卜辞均见的“四方凤”及“四方凤神”，详见笔者往期相关文章。
高庙文化有凤（风）文化的起源
黄帝在涿鹿之战后，掉头向南收拾偷袭自己后路的大溪文化。大溪文化范围相当广大，可分为江北江南两大部分，主体在江北的是大溪类型，江南主要是三元宫类型。大溪类型的末代首领为后照，三元宫类型的末代首领为风伯。后照选择亡迁川东宣汉建立巴文化，而在风伯为首的大溪文化三元宫类型因为地处江南，有长江洞庭天险为阻，较好地保存了其传统文化。故而在青阳族裔统治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城头山古城继续存在，更是形成了江南大都鸡叫城。
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图案，被用为中国文化遗产标识，
其实是《山海经》卜辞均见的四方凤（风）神
结论５，大溪文化三元宫类型城头山遗址为太暤、风伯都邑，蚩尤联盟的风伯与后照同为太暤曾孙，风姓太暤及凤文化溯源可至高庙文化
三，长三角的二亡一兴：
黄帝集团沿江而下，相继攻灭长三角的崧泽文化、宁绍平原历史悠久的河姆渡文化。当然，少昊领导的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黄帝领导的仰韶文化当时的关系是融洽的。他们很可能是联合出兵，平定天下之后也没有出现大的战争，直到几百年以后，仰韶文化内部发展转变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进而形成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则形成山东龙山文化。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仰韶文化及其后裔中原龙山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包围了大汶口文化，直到公元前２５００年才吞灭大汶口文化。结合《山海经》的大量内容可以确知，山东龙山文化的诸多古国（城），是黄帝后裔，他们能在大汶口文化以东以北分布，当源自黄帝少昊两大集团长期以来的战略同盟关系。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只是因为考古学上首先在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该文化，就以“龙山文化”来命名。事实上中原龙山文化的产生时代早于山东龙山文化约１００年，或者说龙山文化发端于中原，脱胎于仰韶文化，通过庙底沟二期实现蜕变并东播海岱。《山海经》等古书所说的“羿杀凿齿”事件，笔者认为凿齿即大汶口文化联军，而羿代表的是龙山文化。考古学界所谓的“大汶口文化有拔牙风俗”，然而拔牙说是臆测，未见任何实际证据，准确描述应为“去齿”，其实就是古籍文献所说的“凿齿”。到了汉代的《淮南子》，被龙山文化攻灭的凿齿、大风、封豨、修蛇等六股势力（文化或部族）被异化为怪兽，或为人为丑化，或为对图腾的误解。详见笔者相关文章。
大汶口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山东龙山文化城址（古国）分布示意图
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即《鹖冠子》成鸠氏，笔者完全赞同，并补充一条证据。举世闻名的越王勾践剑铭文为“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这个越王的姓名，我们是相信鸠浅本人呢还是相信几百年之后写《史记》的汉代人司马迁呢？答案不言自明。“鸠浅”才是这个越王姓名的官方写法，至于“勾践”，则是战国文书传抄的同音替代。
越王鸠浅，自作用剑
姓氏为“鸠”，应来自“成鸠氏”，也就是说，鸠浅是良渚王国的后裔，是土著首领。至于为什么叫“成鸠氏”，大约是“筑城”概念形成之初，指筑了大城墙的鸠氏。“鸠”，少昊氏官职有“五鸠”各司其职，其中并无“成鸠氏”。成，见于殷商甲骨金文，西周金文则有了分化字“城”。成，字形与词义均近“戌”、“戍”，指武器与武装保卫。五鸠之中的司马“鴡鸠氏”主管武力，在良渚一带筑城立国之后可能即被称为成鸠氏。
良渚古国，当即《左传》鴡鸠氏、《鹖冠子》成鸠氏
结论６，良渚古国的建立者与少昊司马鴡鸠氏（成鸠氏）高度相关，越王鸠浅是其后裔；
《山海经 东次二经》有多个“姑射”，笔者推断其位置在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当时是水多陆少的古长三角。在这些古代山丘岛洲墩台之上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就有５３００年前灭亡的崧泽文化，其前身为马家浜文化。
《庄子》有藐姑射神人，《列子》有列姑射神人，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自由女神（这里强调的是哲学上的自由，不是西方强调的是法律上的自由）形象，正是这些岛洲上母系社会女首领的美好传说。
崧泽文化陶瓶
马家浜文化分布范围西至安徽当涂一带，属于长江下游南支姑溪河流域，该河名称里有“姑”字，流域内还有“姑孰镇”，包括苏州古称“姑苏”等此一带含“姑”字的词汇概念地名，应为“姑射”文化的孑遗。旧说据“汾水”即认为列姑射在山西汾水流域，山西深居内陆，哪里有“海”，列姑射是在海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汾水”之名，长三角水网密布，有一条河流也叫汾水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即便江、淮这样的“渎”都不一指，汾水自然也不可能只有山西一条。
北阴阳营文化精美的饰物，让人不免联想列姑射女神
结论７，北阴阳营、崧泽文化甚至其前身马家浜文化与“列姑射”高度相关，
长三角一带的最早名称即“列姑射”；
四，河洮地区的一兴：
黄帝派其子昌意西去河洮一带经营，即考古发现的马家窑文化，《五帝本纪》说昌意“居若水”，旧说认为是四川雅砻江，目前尚未有考古发现的有力支持。笔者推断此“若水”应即洮河，而昌意—韩流－颛顼即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首领。马家窑文化第二阶段向南越过西秦岭，从河洮一带进入长江流域。古人出于怀旧，常用故地旧名来命名新地山水，比如亳、虞、郑等等，因而经常出现同名异地异代的情况。所以不能仅仅根据地名相同即反推，认为是同一地点同一时代。
安特生发现的马家窑文化
《华阳国志 蜀志》：“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也说明了昌意、颛顼与蜀地的密切关系，同样支持马家窑文化为昌意、颛顼所创的看法。
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说颛顼的势力范围“西至于流沙”，首次到达了西北沙漠地带，显然马家窑文化最具可能。颛顼为黄帝曾孙，昌意之孙，韩流之子，时代晚于黄帝一百年左右，正为距今５２００年前，与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庆阳南佐遗址初建时期的公元前３２００年相合。则《淮南子》所言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的传说似乎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加之笔者《山海经证真》确证不周山即今武威以南的雪山冷龙岭。
不周山：武威以南的雪峰冷龙岭
则颛顼与共工之争即距今５２００年前的临洮一带的马家窑文化与庆阳一带的仰韶文化南佐遗址之争。战争一直打到冷龙岭北麓武威一带。南佐遗址规模宏大，符合共工的身份与特征。商代有“共国”，即在南佐遗址近旁的平凉泾川一带，当即共工之后。《尚书 舜典》说“流共工于幽州”，颇疑“幽州”应为“豳州”，则近于陕西旬邑、彬州一带的古豳地，或即包含在内。董志塬为陇东粮仓，具有整个黄土高原最深厚肥沃的黄土层，后土之称也是名副其实。
庆阳南佐遗址，当即共工之国
《国语》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考古发现南佐遗址有“九台”，当与此“九有”、“九土”甚至“九丘”相关，考古发现的双槐树遗址、青台遗址都有所谓“北斗九星”图案，或许是“九丘”、“九土”、“九有”、“九州”的缩微象征，《禹贡》则将天下明确划分为“九州”。而南阳九架孤山当为“九丘”的现实原型。
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造型，或是九丘、九有、九州概念的反映
共工为祝融之子，“海内经”说祝融为炎帝之后，“大荒西经”则说祝融为黄帝之后。西周河南辉县一带有共国，被认为是共工所在，也并不矛盾。或许祝融、共工皆为官职名，炎黄皆有后代为祝融、共工，只是名称相同，历史时代与地理位置则相去甚远。
结论８，马家窑文化与昌意－韩流－颛顼高度相关；南佐遗址与共工高度相关
五，其他存续的势力：
《山海经》同时也指出了颛顼与少昊的密切关系，少昊不是颛顼的父亲也类似于养父，曾在海岱地区活动。《左传》说颛顼之虚在帝丘，即濮阳。然而濮阳除了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西水坡遗址之外，在５３００年前这个时间点上，并未有重要遗址的发现。
《左传》说鲁国被分封在少昊之虚，还说曲阜城内有大庭氏之库，然而曲阜的考古发现除了西夏侯遗址，在５３００年前这个时间点上，并未有其他重要遗址的发现。反倒是附近的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了面积达４０万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最大规模城址，解释为少昊之虚似乎更为合理。
滕州岗上大汶口文化古城遗址，当即少昊之都
结论９，滕州岗上遗址：５３００年前大汶口文化首领少昊之都邑
《五帝本纪》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大荒北经”言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发生在冀州之野，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涿鹿是小地名，属于冀州。蚩尤联合了风伯雨师，风伯即此时城头山古城首领，雨师《山海经》没有具体内容，然而“海外东经”有雨师妾国，笔者认为即今青岛城阳城子遗址一带。如此说来，当时是天下大乱，东南西北各方势力结成战略联盟互相交战。则蚩尤为５３００年前的红山文化首领。红山文化发现有冶铜用的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被称为中国金字塔的３０多座积石冢，顶部是炼铜遗址，有多达１５００个炼红铜的坩埚，可见规模巨大。这与文献所言蚩尤以铜为兵相合。黄帝联合了蚩尤后方的女魃进行夹击，女魃即《山海经 海外》无綮国之女祖，就是男女皆髠首无发的秃头部族，当时处于母系社会时期，女魃为其首领。
红山文化炼铜用的坩埚，多达１５００个
为什么红山文化经历了与黄帝的战争而没有灭亡，可见该部族实力雄厚，虽然蚩尤战败身死，但是整个部族仍然不能被轻易灭亡。战后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防备北方红山文化的反扑。蚩尤的战略联盟风伯即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头山古城一带。黄帝擒杀了蚩尤，转而向江南攻灭大溪文化，显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红山文化陶塑人头像，是蚩尤吗？
结论１０，红山文化：与蚩尤高度相关
基于以上推断，则公元前３３００年的黄帝时代，下距大禹是四十世而非“三十世”。而对于《路史 发挥》所引之语，或许只是一字之差，存疑则可。
５３００年前黄帝主导的五四大变局
讨论：考古百年，新石器时代文化约以百数，遗址成千上万，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寻找联系，从而进行二重证据法乃至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有所发现，显然是任重道远的
近百年前顾颉刚提出文献中的中国上古历史构建“层累说”，就是时代越晚，讲述的历史反而越早，似乎可信度越低。这种言论引发了一轮疑古思潮，影响深远。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贡献巨大然而逻辑并不严密。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说其贡献大，就是说不能尽信书而不加思考；说其逻辑不严，是因为“层累”才是普遍的真实的现实状况。比如今天我们可以讨论甲骨文里的问题，甚至有皇皇巨著《商代史》的出版，汉代直至清代的古人就做不到。虽然汉朝人距商朝时代更近，然而并没有今人的优势。时间以及空间上的距离近，并不能形成认识上的优势。当今考古学发展了一百年，不断刷新人们对史前时代的认识，科学的认识观念也一直都是“层累式”地形成，不能抱有任何一成不变的看法。
《山海经》、《庄子》、《上博简 容成氏》、《大戴礼记》等周代文献对史前部族的称谓，应基于直观的出土发现以及长期的口耳相传。也就是说，黄帝、炎帝、中央氏、大庭氏、有巢氏、轩辕氏等等这类见诸先秦文献的名称，或许并非当时这些部族的自称，因为当时并无文献流传下来，甚至人们怀疑当时到底有无文字，春秋战国人见其遗迹结合传说进行命名，也并非空穴来风。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房门都朝向中央广场的大房子，当即古文献里的中央氏
层累制造，大部分也是其来有自。只是春秋战国古人并未像当今一样把各种考古发现、出土古文献材料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等交待得一清二楚。当时人的著作一般都没有题名，作者也不署名，引用也往往不说明具体出处，给后代造成很多困惑。但不能因为其语焉不详就彻底怀疑，全面否定，一棍子打死，戴上“作伪”的帽子。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研究也日渐深入。“史前”的面貌逐渐从黄沙尘埃中浮现，在熟悉古文字古文献的人们看来，这些考古发现无疑与一些文献内容相关甚至相合。寻找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的联系，当然属于“二重证据法”甚至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考古，不光要在地下挖，还要在古书上找
狭义的考古，主要为田野考古，包括探查、发掘、整理直至形成报告。是极少数人从事的专业性工作，其中借助多种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的测年、检验甚至基因测序，往往由考古之外的专业科研机构协同完成，一起构成报告的结论。考古学报告最基本的要素包括测年数据即历史时代，遗址遗存的原始地理位置，遗址遗存反映的文化性质、文化面貌及基本特征。随着考古学报告的面世，狭义的考古宣告结束，但并不意味着考古工作的结束。
恰恰相反，真正的考古工作才刚刚开始。当然，这个开始是广义考古的开始。
狭义的考古完成了从０到１的过程，而从１到１００，则是广义考古研究的内容和使命。狭义的考古具有专业性、封闭性、偶然性和实操性，是绝大多数的人所不可能参与的过程。
广义的考古，即立足狭义考古学报告反映的考古发现、考古文化、考古遗址、出土文物等材料，结合古文献、古文字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多学科，采用二重证据法乃至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进行的释古、疑古、证古、解古等综合性研究工作。显然，广义的考古则具有群众性、开放性、论证性和案头性。
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才是广义的考古学
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在狭义考古学层面，属于西学东渐的一部分，安特生就是考古学界的普罗米修斯、利玛窦，加之最新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东西方并无不同。然而与西方大为不同的就是在广义考古学领域，中国有无与伦比的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宝库，是古代东方文明的聚宝盆。再加上以商周甲骨金文、简帛为代表的各种出土文献，一起构成了西方历史考古学界艳羡的史前文献宝藏。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在于广义考古学的中国特色，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与互示，也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倡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深入实践。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宝藏
在广义的考古学领域，狭义的考古学报告反映的考古发现当然是基石，但是对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解释，或者说归入文献系统找到确切的对应，显然已经超出了狭义考古学的范围。在广义考古领域，所有的研究者应当是公平的，即便是当时的发掘者、整理者、考古报告执笔者，也不能拥有“独家解释权”，也不能轻易地下定论，说某个遗址某个发现在文献中是一定不存在的。存在不存在，具体对应哪一个，需要进行长期的繁杂的艰辛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来探讨论证。
（作者声明原创，所有权利保留。
转载请注明出处。
配图或来自网络，侵删。
欢迎转发、评论、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