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古史记载，距今大约年时，神农氏衰亡，诸侯相侵伐，天下乱成一团，于是黄帝修兵攻打叛逆诸侯。其中，炎帝与蚩尤势力最为顽固，随后爆发上古版“三国演义”，先是黄帝三战打服炎帝，后是黄帝击杀蚩尤，最终“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然而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疑古，怀疑古史中的人与事，其中就包括怀疑黄帝、炎帝、蚩尤等等的存在。客观地说，有些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比如山海经中的黄帝只是诸帝之一，但后来定于一尊，显然存在后世的演绎。但反过来说，上古流传下的神话传说，往往都是远古记忆的残留，里面蕴含一定的历史真相，因此黄帝等也未必完全虚构。
过去百年，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距今年前后，考古发现与黄帝事迹的确比较“巧合”，让人不得不怀疑炎黄蚩尤的确存在过。
动荡时代与礼乐出现
距今年之后，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出现了很多上古邦国，学者苏秉琦称之为“满天星斗”。在随后余年中，这些上古邦国起起落落，直到二里头文明的出现，真正开启了中国的王朝时代。但在这余年中，有一个时代却比较特殊。
现代考古发现，在黄河中游一带，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中国发生过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原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指出：“仰韶文化晚期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社会在经过极其繁荣的仰韶庙底沟期之后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重组的调整阶段。”
但在大动荡后，中国进入龙山文化时代（前—前年），而这一时期的重大特征是，中国随后出现了成组的礼器。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而考古发现礼乐的源头，就始于此阶段。
回头再看黄帝其人，史书记载黄帝之前“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原先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黄帝打败炎帝、蚩尤等诸侯后，制作礼乐等重新建立了社会秩序。当然，黄帝一统江山之说，大概是后世的演绎，但龙山时代之前的大动荡，以及龙山之后的礼乐出现，恰恰与史书上的黄帝时代高度巧合。
仓颉造字与考证发现
根据古史记载，黄帝时代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出现了文字，也即我们熟知的仓颉造字。以现代眼光来看，仓颉大概是文字的重要整理者，然后他整理的文字传承了下来，即《荀子》中说的“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按照常理来说，仓颉造字（或整理）是可能的，因为甲骨文是成熟文字，依照文字演化逻辑，此前应有“初熟文字”，而仓颉距离甲骨文相差余年，基本符合文字演化需要的时间，即仓颉造字之后，又经过千年演化，出现了甲骨文。
郑州商城距今年左右，里面发现的一片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上面有一句话，其中一个字是“亳”（这个字证实郑州商城的确曾为商都），因此中国出现成熟文字的时间，应在商朝之前。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根据事物形象而造，学者苏秉琦指出“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
据他与其他学者考证，甲骨文中的“酉”、“鬲”、“畐”、“丙”、“宫”等文字，最迟始于仰韶时期，有些是在龙山时代前，因为这些文字对应形状的器物，在龙山时代已经消失不见，商人若造这些字，就会根据当时的器物形象造字，而不可能模仿已经消失的器物。
因此，从文字考古角度来看，黄帝时代恰好是中国文字演化的重要时期，即考古与史书记载较为巧合。
综上，根据考古发现，可以总结一下，要点有三：
首先，考古发现的黄帝时代，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一场巨变，恰如五帝本纪记载的那样混乱，或许黄帝、蚩尤、炎帝之战就爆发在此时，但黄帝一统江山，没有考古证据支持。
其次，史书记载黄帝制礼乐，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等等，虽然考古也不完全支持，但中国礼乐起源的确始于龙山时代，与黄帝时代比较吻合。
第三，史书记载黄帝时代仓颉造字，虽然考古并不支持，但考证显示黄帝时期是中国文字演化的重要阶段。
由此，如果黄帝其人其事（黄帝未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部落等，“黄帝”只是后世对他或他们的称呼），完全是古人虚构的话，那么为何与考古发现如此巧合？更为重要的是，这真是一个“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