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什么叫“入土”，“入土”就是埋尸于土中。“入土为安”的意思是，人在去世之后，只有埋入土中，使死者适得其所，是死者最好的归宿。在《礼记·祭义》之中，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的记载；在《韩诗外传》中，也有“人死……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的记载。这一种理念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人死与土地，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呢？在《周易》一书中，有“土生万物，万物归土”的记载，这是说土地是万物之母，是人生的主要根系，树上枯叶都一定要落下归于根土，人最终也要回归土中。如果人死之后，不埋葬，不能入土，或者不能及时安葬，或者长期匿尸、又不采取防腐措施的，都是不得人心的“弃尸不葬”行为。其实这“弃尸不葬”，就是人们平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死无葬身之地”咒人的话，它一直被视为是人生的最大不幸，是人间的最大悲剧，是社会的最大不公。
由于复杂原因，致使历史上很多名人，占有很多的葬地。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就有“黄帝崩，葬桥山”的记载，而且在陕西黄陵县，年年都在搞大型的祭祀活动。但是，人们都不应该忘记，在河北的平谷县、甘肃的正宁县、河南的灵宝县、山东的峄县，也都是建造有黄帝陵的，这么多的黄帝陵，到底哪一座是真、哪一座是假，人们根本就不得而知。在《史记·孝武帝本纪》中，有“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的记载；在《正宁县志》中，也有“黄帝陵在县东南湫头镇之桥山，当谷一峰耸起，上有荒冢，旁立一碑，镌字曰：黄帝葬衣冠处”的记载；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黄帝陵的来由，所谓的依据是很模糊的。可以说，黄帝陵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已，各地的黄帝陵，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衣冠冢罢了。这些衣冠冢，当然就不是真正的黄帝陵。
司马迁就这样，将一座根本无法证实的黄帝陵，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史记》这一正史之中，本来就是有违史学法则的，将一个只有埋入衣冠的坟丘，对外却一直宣称那是黄帝的入葬地，传来传去很多人竟然都信以为真了。其实，在《史记》中类似的不实史料，还是很多很多的？现在就有非常确凿的材料，完全能够证明：陕西临潼骊山北麓的这座秦始皇陵，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秦始皇陵，它是一座类似于黄帝陵的衣冠冢，只是过去没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有一年，一批河北学者到秦俑馆参观考察，告诉那里的考古学家，说他们掌握了可靠证据，发现秦始皇真正墓地，应该在河北省的某一座山上，对于客人的这种离奇说法，主人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几年后，河北《经济日报》两位记者来到南京，将他们采访到的消息，告知几十年来从事古建筑研究的方山人先生，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最新的见解竟然得到完全的肯定和支持。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像黄帝“葬桥山”一样，也确实有秦始皇“葬骊山”的记载，但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入葬的，是尸葬、骸葬、还是衣冠葬，这是没有加以任何说明的。尸葬，顾名思义就是将死者本人的尸体，直接入葬于坟墓之中，这时候的人和坟墓，是完全不可分离的；骸葬，意思就是葬在这个陵墓之中的，并不是死者的尸体，而是死者本人的骸骨，虽然骸骨是死者遗体的一部分，但是此时的人和骨，已经完全分离，所以入葬陵墓之中的，是只有骨形而无人形的；至于衣冠葬，当然指入葬陵墓之中的，只是死者生前的部分衣冠，而不可能真是死者的本人，由于死者生前的衣冠甚多，所以死后在很多地方出现衣冠墓也是十分常见的。由此可见，无论是骸葬、还是衣冠葬，死者真正的尸体，并不真正葬在此处。骸葬虽有迁葬的性质，还能够视为本人的墓葬。衣冠葬则完全不同了，它只是用了死者名号，而不是他真正的墓葬。
古代的许多帝王、国君、诸侯，如果是在京城及附近地区正常死亡，事先都以“凿山为陵”方式建造了寿陵的话，完全可以及时地将尸体入葬其中；如果事先没有“预修”上述寿陵，而需要在平地上建造“竖穴土圹＋黄肠题凑”墓室的话，可以先将尸体放在朝廷特设的“冰室”中，进行低温冷藏处理，并采用各种的防腐措施，等到陵墓地宫建筑完毕之后，再按照规定的礼制，进行安葬。如果帝王、国君、诸侯，是死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并且不能保证尸体长期不腐不烂的话，只好采取就近埋葬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果一定要魂归故里，最多是将尸骨运送回来，再进行骸葬。如果死在他乡，又要运回京城埋葬，就必须及时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防腐措施；如果既不能及时地运回，又不加以进行就地埋葬，更无有效的方法保护尸体的话，那么问题就要变得十分严重了。因为时间拖得越长，尸体越难保存，回到京城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子。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最大的败笔，莫过于对秦始皇在河北邢台沙丘去世之后，赵高等人一方面“秘不发丧”，另一方面又不采取任何的冷冻和防腐措施，竟然说在酷暑难熬的季节中，还能够将秦始皇的尸体，一直从河北绕道山西、内蒙，三个月后安然地返回秦都咸阳，并且在骊山北麓建造了一个充满水银蒸气的地宫，让秦始皇安然无恙地躺在山岳河海环绕的“大秦世界”之中。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考古小说家，在他们的传世著作中，都是这么写的。司马迁《史记》对秦始皇陵地宫各种神奇的描绘，两千多年以来给人的概念和印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司马迁告诉人们，从河北沙丘，一直到返回咸阳，入葬骊山地宫，秦始皇的肉身，始终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因此，临潼的那座秦始皇陵，确实就是他的真正陵墓，它既不是衣冠葬，也不是骸葬，更不是一座“空陵”，而确实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实陵”。
日本有一位特别崇拜司马迁的学者叫做司马辽太郎，他在一本以《项羽和刘邦》的著作中，对于秦始皇去世后，在“秘不发丧”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以秘密的方式保护尸体，如何能够顺利返回咸阳而不使尸体腐烂，提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完美的设想，他的这种设想获得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高度肯定和赞赏。他的设想是这样的：秦始皇在第五次全国大巡游期间，自始至终是在一座能够自由移动的宫殿中向前行进的。这座可以移动的宫殿，规模宏大，具有一切行政办公、居住生活的功能。在秦始皇死去世之后，一切保护尸体的冷藏和防腐措施，都可以在里面进行，只要将宫门紧紧关闭，外界一点都不可能看出来，使“秘不发丧”能够落到实处。宫殿能够能够移动，大臣可以进殿“奏事”，衣食也可以送入殿中，只有采用这一种办法，才能使得外面的所有人，都以为秦始皇一直是“活着”的，秦始皇完全是走完东巡全部路程的。
应该说，在中国的建筑史中，为帝王出巡在外而建造活动宫殿的事例，确实是不少的。《隋书·于文愷列传》上，就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的记载，意思是隋代大建筑家宇文恺，在隋炀帝出征北方匈奴时，建造了一座宏伟的“观风行殿”，上面能容纳几百的侍卫，宫殿靠着巨大的轮子移动着前进，在前线作战时，它是坚固的营垒，平时也可以住人。据史书记载，元代成吉思汗向大漠西征的过程中，他的指挥部就设在一座能够自由行走的宫殿中。这座宫殿称为金帐，常年被架在有四个巨大轮子的车子上。需要向前移动时，就套上二十七匹高大的骟马，一起快速奔跑。应该说，秦始皇的东巡队伍继续北上，出了雁门关，便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如果真的有一座活动的宫殿，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了它所有“秘不发丧”的难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可惜的是，以马为牵引的移动宫殿，只能在地形极其平坦的、无障碍的道路上行进，要是碰到坑洼、河川、水网之地，那就寸步难行了。秦始皇在沙丘去世之后，出巡队伍离开河北平原，继续向西行进，走的是恒山、太行山、五台山，道路狭窄，地形崎岖、艰险，山间小道众多。尤其是有许多关隘，“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就连两辆大车、两匹大马都不能够并排地通行，更何况要走几十匹马拉着的活动宫殿了。看来，司马辽太郎设想的办法，愿望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却是很难行得通的。或许有人一定会问：如果秦始皇的遗体，确实不能放在大型的车辆上运回咸阳，那么用小一点的辒辌车，是不是就可以将他从河北沙丘，秘密地运回咸阳进行安葬呢？其实这是一种猜测和想象，辒辌车能不能在“秘不发丧”的前提之下，用来运送秦始皇的遗体，还有待人们进行具体的研究，因为秦汉时期真正的“辒辌车”，谁也没有亲眼见识过。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约20米的地下，发现两辆彩绘的铜车马，车上各有一件御官俑，铜车、铜马和铜俑的大小，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制作的。其中的二号铜车，车上有前室和后室，既有门、又有窗，上部加有一个顶盖。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不加思索地认定它们一定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一定就是秦始皇生前御用的“辒辌车”。由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中，都有“秦始皇居辒辌车中”的记载，所以在铜车马坑中出土的这辆铜车，自然就成为传说中那种“辒辌车”的活标本了。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一辆铜车，和秦始皇的丧葬用车，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呢？袁仲一在一九八三年第一号《考古与文物》丛刊之中，是这样告诉公众的。他说：“从二号铜车的构造型制，车和马的装饰来观察，它应属于秦始皇乘舆中的安车。这种安车，可以乘坐，亦可以卧息，显示了规格和级別的高贵。”
王学理在《秦陵二号铜车马》书之中，告诉人们说“安车是一种既能乘坐、又可卧息的高级马车，从而也涌现出一种改进型的安车，这就是辒辌车。对照秦陵二号铜车，其密闭性能良好，前窗可装可卸，侧窗滑动开合，车内的温度似有一套调节系统，车内宜温宜暖，整个车箱部分的设计，虽不是现代科学的空调设备，却有人为的调温考虑。但这一种车毕竟不像现代冷藏车那么理想，如何使辒辌互换，于是就产生了新变化：辒者密闭，辌青开窗，各别一乘，随时为名。自秦汉以后，辒辌车同殇车、轜车的性质一样，成了一种高贵的柩车。”在《汉书·霍光传》之中，有“光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光尸柩，以辒辌车”的记载；在《汉书·孔光传》中，也有“光薨，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辒辌及副各一乘”的记载。秦汉时期的辒辌车，是可以运送棺柩的。问题是车马坑中的铜车，是不是真正的辒辌车，那就另当别论了。
可以肯定地说，凡是在车上安放不下任何尺寸灵柩的车，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称之为“辒辌车”的。在秦代正式的丧葬仪式上，秦始皇能够享用的棺木，规格应该是最高的、材质是最好的、尺寸是最大的，为此需要抬棺的人数就更多了，需要装运棺木的“辒辌车”尺寸，也就要求更长、更宽、更大才对，否则一定就会出现一种“棺大车小”的难堪局面。现在再让人们去看看，铜车马坑中的二号车，到底是不是如袁仲一等人说的那样，是秦始皇沙丘去世后，运送尸体回到咸阳的辒辌车？根据秦俑馆发布的相关资料可知：二号车的前室专门供御手一人使用，前室和后室并不相通，后室有一扇小门通向车后，只有后室的一部分，才能作为实际安放棺木的空间。铜车后室的尺寸如下：它宽78厘米、长88厘米。由于这辆铜车是按照原型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制作的，所以将它放大一倍之后，后室的原型尺寸就应该变成：宽厘米、长厘米。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对外宣称，秦始皇本人的身高在厘米以上，如果让他平卧在后室的空间中，无论是横卧、或者是直躺，无伦是后室的宽度和长度，都远远不能够满足其身高最低限度的需求。铜车马坑中的这辆“辒辌车”，平时哪里能够让高个子的秦始皇躺卧得下去。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的特大棺木，任何时候根本都不可能将它塞进铜车这一辆尺寸很小的“辒辌车”里面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根据《中国丧葬史》一书，提供的有关资料来看，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去世之后，他们用的棺木尺寸，一直都是很大的：它的内棺，宽厘米、长厘米；它的外棺，宽厘米、长厘米。看到了吧！无论是外棺、还是内棺，都是绝对没有办法安放到“辒辌车”中去的。由此可见，真正能坐能卧、死后能够做为存放尸体、或者棺木的“辒辌车”，根本不是袁仲一等人认定的铜车马坑中二号铜车的原型。
从这个角度看，袁仲一当年对二号铜车做出的它是秦始皇“辒辌车”的考古结论，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失误，因为这一辆铜车与“辒辌车”，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实际的使用价值。连秦始皇能够躺下的空间一点都没有，哪里还能将这辆车，堂而皇之称为能坐能卧的“辒辌车”？哪里还将这辆车，称之为能让百官前来奏事议政的舒适场所？哪里还能将这辆车看作是能够供秦始皇日常起居生活的理想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辒辌车”描写成离开沙丘后的三个月归途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秦始皇自始至终都在“辒辌车”上办公和生活，从来也不下车与任何人见面。难怪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要站出来纠正说，秦始皇这辆“辒辌车”，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能够移动的宫殿。否则，怎么能够让人们相信，秦始皇在小车内，只靠两侧小窗户调节温度，就可以避过七、八月酷暑天气的热浪煎熬，安然地返回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