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是能以舞降神的人，大巫，即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的巫。从远古时代到周代，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如禹、汤、周文、周武、周公等，都是大巫，作为神话时代的部落首领，黄帝同样具有大巫身份，单在神话“黄帝战蚩尤”中，就有黄帝履行大巫职责的体现。如，《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黄帝召应龙、女魃协助作战；《龙鱼河图》中，黄帝仰天长叹，最终得到天神相助，这些都反映了黄帝可以沟通人神，不仅有作为领袖的王权，还有神权，是名副其实的大巫。黄帝的大巫形象基本贯穿该神话流变始终，所以讨论黄帝形象的形成，首先应该讨论其大巫形象的形成。
巫能通鬼神，是人与鬼神之间的特殊人物，“以巫解巫”，即从通鬼神的角度塑造黄帝大巫形象，《山海经·大荒北经》是较早的相关文献。据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两个军事集团的较量在这里成了诸神之战，敌对双方的黄帝和蚩尤都带有巫的特征，而黄帝的巫术更胜一筹，因而能招来更强大的天神助阵，最终战胜并擒杀蚩尤。黄帝可通鬼神的说法在当时比较流行，做类似记载的还有《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黄帝在这两处文献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巫术，特别是《韩非子·十过》篇的记载，一系列鬼神都要听从黄帝的召唤。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除墨家敬鬼神、道家讲因循外，其他各家基本更强调人的能动性，反应到黄帝形象上就成了上述两部文献的记载。
战国末期，神仙说开始盛行，到了汉代，汉武帝迷信鬼神，妄图长生，黄帝可通鬼神的说法被根据需要进行了解读。据《史记·封禅书》载：申公曰：“……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
黄帝通鬼神原本是巫的特质，在汉代成了学仙成仙的条件。正如第一章所言，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前朝得失，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因此在对蚩尤的看法上发出了与当局不同的声音；出于同样的原因和目的，《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形象也被做了处理，强调其修德的一面，忽略其神力，但是黄帝的神力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留下了尾巴。据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生而神灵”四个字点出黄帝具有神力，但是神力怎么表现出来，则没有更多的说法，唯有阪泉大战，黄帝能教熊罴貔貅貙虎作战，可见其并非一般人。前文提到了《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记载中助战的诸神，后来的《龙鱼河图》则记载西王母和九天玄女助黄帝作战，据载：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八方。
《龙鱼河图》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记载迥然不同：前者，神助黄帝的原因不是因为黄帝的大巫身份，不是黄帝招来了诸神，而是黄帝的仁慈打动了西王母。但是黄帝可通神这一特点却保留了下来，算是黄帝大巫身份的尾巴。
在巫和史的关系上，李泽厚说：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续，……另方面，“史”又是“巫”的理性化的新形态和新阶段，特征是对卜筮——“数”的掌握。
“史”对“巫”的承续，界限往往不那么泾渭分明，因此，这里所说的以史解黄帝大巫形象，以“巫”的理性化为范畴，即，对“数”的掌握。战国时期，“数”的概念使用很广，如《管子·幼官》载：安危之机七，强弱之应八，存亡之数九。
《管子·重令》载：天道之数，至则反，胜则衰。《管子·法法》载：上五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必竭力。数也。等等。这些“数”，当理解为规律、法则或道理，后来逐渐用来表示必然性，通过占筮等手段的“数术”应当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天道观念，“史”对“巫”理性化的承续，正是通过对“数”的掌握进而解读和掌握天道所向。由此可见，《管子》所言：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
正是用“以史解巫”的方式对黄帝大巫形象进行的解读。儒家讲天道，因此随着儒家地位越来越高，对黄帝“以史解巫”的大巫形象塑造就越来越完善，到了纬书《龙鱼河图》，黄帝得“兵信神符”而战胜蚩尤，意思即为黄帝得天道而胜。
总之，从战国到汉代，黄帝大巫形象经过了从召唤神到求助、打动神的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儒家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
黄老思想为帝王统治之术，其所推崇的圣王政治是“无为而治”。《老子》第四十七章载：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无为到不出户、不窥牖的地步，反而能见天道，这就是黄老派推崇的无为而为。
《黄帝四经》主要宣传以黄老无为而治来治国，这种因循、无为的思想也反映到该书记载的“黄蚩之战”中，如《黄帝四经·五正》载，备战之时，不是铸造兵器征召兵士，而是上山自省三年，待自己形容枯槁后方可与蚩尤作战，这样的黄帝，正是道家圣王形象的典型。《黄帝四经》通部书随处可见这样的形象，只有正乱篇残杀蚩尤的段落凸显了黄帝作为军事领袖的残忍和果断。原文载：黄帝身禺之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剪其发而建之天，名曰之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之。
这段话固然是东夷文化中蚩尤崇拜的体现，站在黄帝的角度来看，则是对黄帝军事领袖形象的塑造，是《黄帝四经》中所宣传的黄老之术在战争中的体现。据国次篇载：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夺而无予，国不遂亡。不尽天极，衰者复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禁伐当罪当亡，必墟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谓天功。
征伐他国要达到天道所限定的准度，才能避免对手重新振兴，黄帝残杀蚩尤正符合这样的准则。在处死蚩尤后，黄帝以上帝的名义向臣民设立禁规，原文载：帝曰：毋乏吾禁，毋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乏禁，流酼，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之（蚩）尤共工。
残杀蚩尤不是为了泄愤，而是要以蚩尤的下场警示天下，以避免类似有人再仿效蚩尤作乱，这符合黄老之术对于战败对手的处罚准则。